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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危机四伏，戴克里先正是受命于此危难之际，为了应对危机，更好的统治帝国，他创立“四帝共治制”，并为大众所熟知，可以说东西罗马帝国分立的格局实因他而起。不可否认，戴克里先的改革颇有理想化的地方，但如今，学界对于戴克里先的负面评价并非实事求是，更多却是不切实际的诋毁。如果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垂危局面，才能意识到，戴克里先革命，实是罗马帝国的第一次自我救赎。

                     

狂澜未息

戴克里先出身底层，是萨尔玛提亚行省首府萨罗纳一个释放奴隶的儿子。他在先帝卡鲁斯不明身亡之后，通过政变上位，又在默西亚地区多瑙河畔马尔古斯的决战中击杀了先帝之子卡里努斯，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大权。

此时罗马帝国经过伊利里亚王朝诸帝的整顿，已经摆脱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并击退了在边境进犯的各路蛮族，初步渡过了三世纪危机。

然而，伊利里亚诸帝是优秀的军人，却不是成功的改革家。他们依靠优异的军事才能拯救了罗马帝国，但威胁罗马帝国的危机仍旧存在。平定巴尔米拉和高卢，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世界光复者”皇帝奥勒良试图稳定币值，但还没有来得及腾出手来整治，他就被军队的反叛杀死了。

                     

戴克里先接手的，是看上去庞大无比但暗地里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首先，边境上的蛮族要远比共和国时代和帝国初期强大了。他们通过学习帝国的军事体系和组织方式，在战斗力上渐渐追上了帝国的战士。而平均气温下降使得蛮族更加频繁地南下发动入侵，只有优秀的指挥官才能重创这些咄咄逼人的野蛮人。

其次，罗马帝国的军队一直偏少，过多的资源被用于社会福利而非军事开支。奥古斯都时代的常备军不到20万人，此后也没有多少增长，且帝国腹地防备空虚，蛮族只要突破边境就能长驱直入，而边境的军团也往往能直捣中央夺取帝位。，这也是罗马有这么多出身军旅的平民皇帝的原因，他们只要拥有一定的军事才干，赢得手下士兵的拥戴，就离皇帝宝座不远了。

                     

第三：三世纪危机之后，帝国的财政体系和货币体系异常混乱，这是因为长期的内战和地方离心倾向，以及商业与农业的衰退导致的。2世纪后期的安东尼瘟疫和3世纪中期的西普里安大瘟疫摧毁了上千万的人口，其中后者甚至可能是由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瘟疫的肆虐导致帝国人口减少，城市荒废，手工业与文化事业都受到严重摧残。

可以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被解决，罗马帝国不可能再在西方延续200年，也不可能有后世的拜占庭千年帝国。戴克里先革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他迈出了改革最重要的第一步。

帝国的划分

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不过，他没有像卡鲁斯那样将帝国分别交给两个儿子掌管，戴克里先的划分是永久性的。热衷于罗马一统的人往往对此诟病，然而戴克里先面临的情况是，环抱着地中海的帝国实在是太大了，很难通过罗马一个中心来掌握。

                     

过去帝国能够以罗马城为中心得到维持，是因为蛮族还不是那么强大，帝国也有很高的行政效率。而现在，这些因素都产生了不利于帝国的变化。

此外，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包括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其实是帝国内部两大文明并存的反应，他们既相互融合，但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排异症状”，导致了日后长达千年的东西冲突。戴克里先将讲拉丁语的西部交给副帝马克西米安，自己则统治更加富裕文明的东部地区。随后，东西两部分又增加了在边境上抵御外敌的执政官，“恺撒”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将政治治理和军事管理的责任予以严格划分。

戴克里先分割帝国之后，无论是对于蛮族抑或对抗萨珊波斯的战争都是富有成效的。东部的“恺撒”伽列里乌斯的对手，萨珊波斯君主纳塞赫并非泛泛之辈，但在有效调用了整个东部的资源之后，伽列里乌斯得以反败为胜，夺取了亚美尼亚，并攻克了萨珊波斯的都城泰西封。元气大伤的萨珊波斯再也无法恢复沙普尔一世活捉罗马皇帝瓦勒良时的盛况，帝国东部边境获得了长达40年的和平。而在帝国的每个方向，对于蛮族的作战也都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随后的200年里，东罗马帝国对于西部也是扶持远多于对抗，可以说没有东帝国的支援，风雨飘摇的西部根本不可能坚持到公元476年。就这点来说，东西罗马的划分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军队的改革

从塞维鲁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削减公共福利来强化帝国军队了，但中央军薄弱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到了戴克里先时代，全国四十多万军队被划分为边防军与作为后备的野战军。大约三分之二的军队为边防军。其他则为野战军，由奥古斯都与凯撒在自己的领土内直接控制和指挥。

                     

野战军拥有较高的待遇以确保战斗力，军团却较小，每个大队仅有1000人的规模，以维持部队的弹性。同时，禁卫军统领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每个奥古斯都与凯撒各自拥有两个军队统帅：步兵主将与骑兵主将，既分割了兵权，也使得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这也体现出在3世纪之后，帝国开始越发重视军队的机动性。

一直以来，戴克里先的军事改革就饱受诟病，但在改革之后，罗马人在对抗萨珊波斯的战争中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其后继承这一体制的君士坦丁王朝诸帝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些辉煌的战绩都足以证明这套系统的成功。

                     

至于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强化中央，本身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自戴克里先时代，罗马帝国才真正开始集权。三世纪危机早已证明，分权的帝国只有中枢强大时才能维持，否则便会轻易地四分五裂。虽然西部没能熬过百年后的蛮族大迁徙，但拜占庭帝国正是依赖于集权体制才能在险恶的欧亚十字路口延续千年。

绝对君主制

戴克里先并没有儿子，他强化君主专制的目标显然更多并非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真正撕去了民主制的画皮，设法将皇位神化，把皇帝描写成半神半人的化身与最高祭司，并剥夺了元老院的最后一点权力。

                     

罗马原来的民主制度或者说寡头政治，是以有庞大的扩张红利为前提的。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同样充满了内战，但是由于扩张红利的存在，内战往往有利于筛选出优秀的领袖，以为大众争取更多的利益。当罗马帝国已经扩张到了极限无法再获得扩张红利，建立绝对君主制，事实上是有利于维持帝国久长的。

但戴克里先没能理顺他和基督教的关系。泛神论者能够接受戴克里先对于皇帝的神化，但信奉一神论的基督徒却对此颇有排斥。恼羞成怒的戴克里先和基督教协商失败后，对于基督徒进行了无谓的迫害，反而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威信，并在消灭基督徒的过程中被拖得精疲力竭。

后来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明智很多，据说他一开始可能信奉太阳神密特拉，但他一直非常尊重基督教，还主持了著名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后来的情况证明，基督教比起多神信仰更能稳定庞大的帝国。

整理财政

戴克里先对于财政的整顿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但这更多是爱德华·吉本等人传播下来的偏见。

或许戴克里先建立的官僚系统确实显得臃肿以至于要消耗太多资源，但戴克里先建立的税收体系的确富于效率。为了确保税源，戴克里先取消了某些免税特权，将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一，作为帝国的主要财政收入，为确保税源，他还特别规定：禁止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以及手工业者脱离同业行会。

                     

显然，戴克里先实行的是某种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商业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方自然会被横加指责。但我们必须指出，早在伊利里亚王朝时期，皇帝们就已经铲平了许多意大利的橄榄和葡萄庄园，并诏令各地种植小麦以对抗天灾频发导致的粮食危机。在生产力有限的奴隶—封建时代，生产力并不发达，吃饱饭才是最重要的事，在此前提下，商业应当服从于农业的需要，而非本末倒置。

戴克里先控制通货膨胀的企图确实失败了，这源于任何古代帝国都难以避免的贵金属缺乏。但其负面影响以及人民遭到的压迫无疑被极大夸大了，事实上至少是在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走上了正轨。

戴克里先的威权不足以打破整个帝国的固化阶级体系，重新分配土地，因此他未能解决当时罗马帝国越演越烈的阶级矛盾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然而戴克里先的经济改革，仍是有一定成效的。

小结

关于戴克里先的结局，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李锡尼杀害戴克里先妻子和女儿的记载很可能是出自君士坦丁大帝御用文人的编造，而戴克里先因四帝共治制度被破坏而精神失常悲惨死去的说法，也出于饱受其迫害的基督教史学家之口，也许也并非真想。戴克里先一家的真实结局，很可能是在退隐后得到善终。

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虽然破坏了四帝共治制度，其执政举措却是对戴克里先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化，即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利用基督教在精神上统一帝国，在这两点的基础上，君士坦丁奠定了拜占庭千年帝国的基础。

是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便戴克里先理想化的“四帝共治制”在他退位后便遭到破坏，也无法抹杀他的一系列改革的积极意义。戴克里先革命，是罗马帝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