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炮历史2019-12-23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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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的东北边防中，有过一群为明朝作战的葡萄牙炮手。他们的表现和最终命运，都是这个宏大时代的缩影。其中既有明朝的北方国防压力，也包含了葡萄牙人为自身国际空间而做出的努力。

由于荷兰人的袭击 葡萄牙印度大帆船的损失高达50%

1580-1612年间，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势力岌岌可危。那些往返于亚欧间的船只，有多达50%的比例被荷兰人击沉。在进攻澳门失败之后，荷兰人又加紧结交日本的德川幕府，排挤葡对手的生存空间。所以，澳门殖民地对于明朝当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葡澳却和广东地方官摩擦不断。明朝的抗议点，主要在于葡人大肆构建防御工事和拐卖唐人为奴。同时，也经常将荷兰人的抢劫行为一并算到葡萄牙身上。澳门当局则对广东地方官的敲诈勒索不满。这些摩擦的结局，往往是广东方面对澳门进行断水断粮，让本已不宽裕的澳门葡更加叫苦不迭。因此，葡萄牙人很希望和北京宫廷直接对话，为衰弱中的殖民帝国争取更大空间。

广东当局需要澳门守边 又不愿其扩建工事

1628年，葡萄牙人缴获了荷兰船只的10门火炮。崇祯皇帝听闻，下令中方立即采购这些武器，并希望邀请20个炮手作为明军教官。于是澳门议事会便顺水推舟，派出了以公沙-第西劳和陆若汉带领的小队北上。在传授炮术的同时与北京朝廷沟通，为日后的进一步谈判铺路。

在人员构成上，公沙自己就是在1622年击败荷兰入侵的军官。陆若汉此前则长期在日本幕府任职，善于和东方官僚打交道。剩下的成员，只有5人是血统纯正的葡萄牙人。其余都是具有亚洲当地血统的土生人。

北上的军事顾问 大都经历过对荷兰作战

17世纪 欧洲人笔下的珠江口风景

1628年底，公沙正式带领着这支传奇小分队澳门出发。在经过香山、广州等地时，他们差异巨大的肤色和长相，令沿途居民十分好奇。公沙还在拜见了两广总督李逢杰，并得到了后者惩戒福建奸商、整顿贪污的承诺。

随后，全体从北江出发，在经过了梅领之后，又从水路到达南京。虽然途中有过钱粮不济的困窘局面，但还是得到了中国基督徒、徐州知州韩云的协助，所以得以继续成行。

后金威胁 是明朝引进先进武器的最大动力

到1629年10月，皇太极率后金军对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直逼京畿。消息传来，葡萄牙炮队才刚刚走到山东境内的济宁。为了加快速度，他们放弃低效的运河水道，从陆上进行路急行军。抵达涿州后，他们又听说敌军已经逼近都城。于是立即赶制火药，准备快速御敌。赋闲在家的前礼部尚书冯铨，也自费招募了百余家丁和3500人的步骑兵部队，护送葡萄牙人进京参加防御。

但当这些护送明军在走到了琉璃河的时，发现当地因皇太极要为祭扫金太祖陵而被攻克。结果，所有人都一哄而散，逼的公沙只好将队伍带回缺乏重兵防御的涿州。他们将8门火炮架上城墙，成功击退了部分后金游骑。随着皇太极撤军北还，澳门炮队才在1630年3月重新上路。

主动护送的明军 在因听闻后金南下而自动溃散

17世纪的明朝北京复原图

在抵达北京之后，炮队立刻向京师守军展示自己带来的火器与操作方式。为让朝臣知道大炮的威力, 葡萄牙炮手公开在城墙上演炮试验。在京为官的徐光启、兵部尚书梁廷栋、总督京营戎政李守和掌管锦衣卫的太监都前来围观。最后，这些西洋大炮有5-6次射中200步外的目标，让围观者赞赏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

此外，葡萄牙人比较违心的赞扬了北京城防。表示哲学中世纪的城墙比较坚固，只要炮位布置得当，就很难被攻破。这让在场的官员们就更加感到满意。

17世纪的葡萄牙铜制火炮

很快，葡萄牙人带来的6门火炮都获封神威大将军。崇祯皇帝对他们赏赐金银，并指派专人给葡萄牙人讲解宫廷礼仪。由于陆若汉身体强健，以至于有部分达官贵人觉得他有250岁。每次陆若汉出行都会有一大堆人前来围观抚摸，仿佛这样可以采撷大寿星的仙气。同时，葡萄牙军官还检查了明军现有装备。他们和徐光启一致认为，明军当时常用的快枪、夹靶和三眼铳都射程近、命中率低而且费火药。所以建议京师明军大量换用火绳枪，并建设专门放置西洋火器的专业炮台。

鉴于葡人火器精良，于是崇祯皇帝下令有关的军事部门和官员应当配合葡萄牙人展开布防。徐光启在公沙等人的协助下，提出了组织西式火器部队的构想。武器装备完全由葡萄牙人指挥中国工匠制造。在北京的内城和外城都安置葡萄牙炮手和教官，让他们安置重型守城火炮。明军还应当铸造中等神威炮和大鸟铳等轻型火炮用于野战。

明朝军队的武器 被葡萄牙人判定为落后低效

为此，徐光启还提出以葡萄牙人为工匠和军官，新组建15支精锐火器营。每营共4000人，双轮手推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还有西洋大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门和火绳枪1200支。

得到初步的认可后，这支新军的组建工作从1630年的2月中旬开始启动。只是是由于资金匮乏，而且北京地区难以找到合格的工匠，所以进度非常缓慢。铸造西炮的数量很难满足当时前线的巨大缺口。于是，陆若汉和公沙又给崇祯上书，希望明朝从澳门招募更多的炮手和技术人员。因为时常荷兰人突袭，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比较善战，还可以自产并使用精良的火器。如果能请更多的同胞北上，那么练兵之事可以事半功倍。

徐光启的新军计划 就使用西方火器武装老式车营

第二批葡萄牙佣兵的数量和装备 都远胜其先驱

在得到崇祯皇帝的首肯后，陆若汉和中书舍人姜云龙就受命南下招兵。他们在1630年8月回到澳门。虽然城内仅有1000多常驻欧洲人口的情况下，但当局为了扩大外交成果，还是决定向北京提供160名历经战阵的葡萄牙士兵、200名澳门本地华人和混血儿，以及100名来自非洲与印度的奴仆。

这些人由抵御过荷兰入侵的军官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带队。不仅顶盔掼甲、衣甲鲜明，而且士气高昂，都是优秀的士兵和炮手。每人都有充足的军饷，并配有一个年轻的仆役。他们在广东城下列队行礼，然后对天放枪，整齐的军容令明朝人震撼不已。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能获得大量的酒水、谷物和水果。但在前进到南昌时，队伍还是因阻拦而暂停前进。

葡萄牙佣兵的军容 让明朝人印象深刻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政府中的广东籍官员和传统士大夫。后者发现葡萄牙队伍里有欧洲传教士，就认为这是洋人想借此机会以夷变夏。同时，因荷兰红夷的骚扰，南方地区有明显的排外情绪。当地官员还想通过钳制澳门，为自己治下的区域攫取更大贸易利益。如果公沙的军队在北方扩大战果，他们势必会向崇祯皇帝提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所以，出身广东香山的卢兆龙便充当急先锋。他提出闽越之人已经可以仿造红夷大炮，所以不用葡萄牙兵北上助战。而且放任外兵进入内地，是向夷狄暴露自己的虚实，京畿重地更不能让华夷杂处。因此他建议明朝用更多的钱帛打发葡兵回澳门，并提防徐光启等改宗基督教的士大夫。

面对卢的刁难，徐光启也只能徐徐图之。一方面是科普葡萄牙与荷兰人的区别，同时也劝说皇帝暂时利用西洋武器，以便尽早平定满洲威胁。但卢兆龙也继续加强舆论攻势。他指出葡萄牙人贪得无厌，在得到了6万两饷银之后、每人又要增加300两饷银作为安家费。而且澳门当局当希望以派兵为要挟，免除每年给广州的地租银、撤销香山参将对澳门的防御，并解除明朝海禁，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

许多明朝官员 为小集团的利益而阻碍雇佣军北上

在一番无聊对骂和推诿塞责中，葡军始终在江西境内踟蹰不前。随着后金对北京的威胁暂时减轻，崇祯皇帝的态度也不再迫切。徐光启对进一步募兵心灰意冷，葡萄牙军队北上的事情就彻底搁置了。1631年4月，逗留江西的葡军被迫原路返回，与当初热烈的欢迎仪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州方面一度想追缴预付给葡萄牙人的衣甲钱、安家饷和月粮。最终还是在崇祯的宽容下作罢。

这一急速转变，让澳门方面看清了明朝现状。不同的信仰集团和地区利益，足以爆激烈冲突。明朝方面出尔反尔，也极大损害了自身信誉。这就为澳门方面的日后转向满清，打下了坚实伏笔。

力荐西学的徐光启 事后也郁郁而终

明朝晚期的西方火炮

与此同时，先前已抵达北方的葡萄牙炮手们，还在积极参与明清战争。公沙与徐光启的学生韩霖、孙元化等人，就武器技术、攻守城技巧展开交流。韩霖将自己学习到的西式火器技术写成《守圉全书》，成为明末中西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范本。

此前已经有西学背景的孙元化，则直接将自己的所学成果用于山海关布防。在他的部署下，山海关城头四周设50余门红夷炮和灭虏炮2000余门 ,让后金军队也敬而远之。

山海关因拥有50门西洋火炮而使后金方面畏惧

1631年6月，随着后金改变主攻方向，孙元化将包括公沙的葡萄牙炮手在内的军队，部署于皮岛。战斗中，公沙等人将火炮搬上水师战船设计。由于后金的武器库中没有同等级装备，便只能在撤退前忍受单方面毒打。事后，明军上报其毙敌600-700多人。具体战果虽有夸大部分，但葡萄牙火炮的威慑力确实是不容小觑。

令人惋惜的是，2年的心血还是因明朝方面的内讧而付之东流。在由辽东兵和山东本地望族矛盾引发的吴桥兵变中，公沙等人训练出来的精锐火器部队发生叛变。面对气势汹汹的反叛者，公沙等人和孙元化一起拼死保卫登州，葡兵用火器歼灭了很多人。自己最后也因胸口中箭而不治身亡，另有12名葡萄牙炮手也力战而死。在失去了操纵火炮的能手后，叛乱者靠内应帮助入城。最后仅有陆若汉带着3个葡萄牙人和11名同行工匠逃跑，并返回北京报告这一事变。

公沙等葡萄牙教官 都在抵御叛军的战斗中殉职

比起出尔反尔、投敌叛变的明朝降兵，更有契约精神的葡萄牙人反而在冲锋陷阵，几乎没有背叛雇主。由他们带出来的汉人学生，却成为了清军入关的得力打手，这个结局本身就非常讽刺。1633年，在远东活跃一辈子的陆若汉，也因为心力憔悴和失信于澳门人而病死。至于第二次没有成功北上的400名葡军，则被派往更重要的果阿，加强对荷兰和莫卧儿帝国的防御。

最后，当初帮助过葡萄牙炮手北上的韩云，还在1632年向澳门请炮手和火器支援。但鉴于之前的外交失误和官场斗争，澳门方面已不对明朝抱有信任。虽然双方在南明阶段还有合作，但程度早已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