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炮历史2020-02-06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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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作乱是东汉皇朝所面临的巨大统治危机。过去的观点多从羌人视角出发，讴歌他们不畏强权、揭竿而起的勇气。近年来，又有学者从气候因素入手，试图以其他途径梳理这段历史。

但后人只有站在汉朝最普通平民立场，重新审视东汉的治理体系，才能收获最真实的痛彻领悟。

1 洋相百出的表现

普通的羌乱竟让帝国丝毫显现不出体量优势

对命如草芥的编户齐民而言，东汉朝廷在羌乱中的低能表现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其震撼程度，足以可令从不思考的老农都怀疑人生。表面上富有四海的帝国，竟不能发挥庞大体量，以泰山压顶之姿一举荡平对手。反而要经过频繁苦斗才艰难取胜。如赫赫有名的大将段颎，就曾在一年内与羌人交战180次。如此高强度的军事作业，足以让寻常之辈的精神彻底崩溃。

其次，曾创下勒石燕然伟业的所谓强汉，竟无法遏制羌乱的恶性蔓延势头。西羌造反本应只祸及位于今日西宁一带的河湟流域。但到东汉中的中期，距离更远的凉州多郡和关中也陆续成为前沿。等到汉桓帝登基，旧都长安也暴露在羌人的兵锋之下。甚至在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的巴蜀，也出现了反映羌乱、带有“鸿芦拥十万众平羌”字样的石刻壁画！

东汉时期的河湟 凉州与关中区域

事实上，造反的羌人势力算不上强大。但朝廷竟为之花费巨资，弄得自己也立刻元气大伤。大部分西羌久居边疆，生产力发展较为低下，有的人连像样兵器都拿不出来。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不少羌人是拿着竹竿、木板和铜镜奔赴战场。况且羌人自身的组织能力低下，连匈奴集团那样以单于为共主的原始国家机器都不存在。说好听点是部落联盟，不客气就足以算为乌合之众。东汉为摆平这帮蟊贼，仅在安帝时期就花费240亿钱，到汉顺帝时又追加了80亿。直到桓帝当政，还要再投入至少44亿做军费。纵使百姓不断替这种财大气粗鼓掌叫好，并心甘情愿的为国接盘，还是会被沉重的负担所彻底压垮。就连身居高位的官员，也有人被吓破了胆，在朝堂之上一再呼吁放弃凉州！

结果，无论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苦农民，还是会死记硬背孔孟经书的幼稚儒生，都无法理解这些吊诡现象。他们要么因走投无路而相信张角鬼话，要么只会以一腔热血换来党锢之祸的铁拳。总之都是在惊恐中浑浑噩噩，偶尔才因事变间隙而感叹岁月静好。

羌人的组织水平 远不如老对手匈奴

2 文恬武嬉的帝国

东汉对军事里的限制 造成了战斗力集体下滑

羌乱难平的直接原因在于作战失利。但军事问题的根源，则是东汉皇朝的一再加强集权，从而导致整体上下的文恬武嬉、政治黑暗与效率低下。

先前君临天下的西汉，并非人畜无害的善类。如自汉武帝开始，君主就频频破坏中枢决策机制。不仅打压丞相权力，还以尚书等侍从亲近为“中朝”专断国事，使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能奉旨照办。民间财富也屡遭朝廷收割，迫使普通农民不堪官府压榨才纷纷投靠地方豪强。但朝廷为争夺户口，也会对豪强大族狠下杀手。但仅就军务而言，产出不少能坐镇核心的“中朝将军”，且大都具有一定的军事历练经验。地方郡国也有些许兵权，以经过选拔的材官骑士为主力，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官府的办公效率虽受有技术条件制约，却仍堪称高效。每当中央发出文书，少则7天多则1个月，就可传达到青海或西域等边陲。

西汉朝廷虽残暴 却也有相对高效的方面

东汉却将以上残存优点都消磨殆尽。从军阀手中夺取天下的光武帝刘秀，为消除割据隐患和坐稳江山，对地方军制施行了釜底抽薪式打击。直接取消了材官骑士建制。不少地方武装哪怕部署在同洛阳相距万里的越南北部，也被皇帝直接收归中央。但收兵权绝不意味着重视军务，因为自邓太后摄政起，军事话题就在朝堂沦为犯忌讳内容。

受这种大环境影响，军事长官们的职业素养自然要一代不如一代。汉武帝时就已设立的长水、射声等北军主官职务，竟在东汉成为纯儒禁脔！过去被视为国之重器的中朝将军，也逐渐失去军事色彩，日益朝着文官化方向迈进。级别低于将军的校尉名号有所增加。实质则是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下滑，只能转而用大量小部队去维持治安作战。

东汉皇帝的大权在握 使得军队能力迅速下滑

逆向演化的最终恶果，便是宦官干政与阉人掌兵。本已十分集权的西汉“中外朝”决策机制，到东汉发展为“内外朝”建制。宦官就是决断国运的“内”，尚书反倒靠边成为“外”。以三公为首的职业官僚系统，则以此类推的被进一步边缘化处理。至于攸关百姓生死的军务，自然也要被深宫之内的阉人粗暴干涉。这类中枢腐化还导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发展到东汉末年，区区一个更改年号的普通诏令，在公布9个月后都未能从洛阳传达到蜀地。

明白了上述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堂堂大汉为何会在羌人叛乱面前束手无措。但对边郡平民而言，洛阳朝廷毕竟是天高皇帝远，宦官、外戚集团颁布的恶政也总得有人执行。所以，地方长吏才是造就羌乱大祸的更直接凶手。

东汉自邓太后摄政起 日益轻视军事

3 昏聩残暴的长吏

靠豪强支持起家的东汉 对地方限制非常厉害

当代人对东汉社会的实际状况普遍存在巨大误解。20世纪30年代，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著成《东汉的豪族》。至此，东汉豪族社会说便成为主流意见。使人们相信东汉时的地方势力雄厚，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地方官府乃至朝廷权威。可随着更新材料问世，旧有成见已需进行修正。

根据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学者们惊奇地发现，豪强势力在相对缺乏中央管控的三国都实力有限。广大基层社会仍处在极端的非宗族化状态。那些必须靠宗族力量横行乡里的豪强，实则远没有过去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换言之，在东汉一朝，全社会仍处在官府的有力控制下。所以平头百姓在羌乱爆发时，难以投靠豪强获得举族自保。只能寄希望于地方长官，并因他们的表现却而大失所望。生长于西部、目睹家乡惨状的今甘肃镇原人王符，就在《潜夫论》里对地方长吏的斑斑劣迹进行过揭露。

地方长官的无能残暴 要边区毫无自保能力

众所周知，边郡长官对羌人的剥削压迫，是羌人起义的重要导火索。但王符在《潜夫论》里指出，长吏们对普通汉人边民的压榨同样令人发指。他们或巧取豪夺，或杀人灭族。造成不少百姓活活饿死，许多家破人亡的妇女被迫沦为奴婢。对编户齐民而言，羌人虽也会抢夺财物，但却是来去如风。始终骑在自己头上的长吏，祸害才是远远甚于羌乱！

虽然边郡生态脆弱且土地贫瘠，但对安土重迁的汉人而言，毕竟是自己祖坟所在的家园。每当羌人袭来，他们的抵抗热情普遍很高。可脑满肠肥的边郡长官只会作威作福，一遇危机便屁滚尿流，想着逼迫边民随自己往内地逃跑。为此，还不惜使用手头并不充裕的武力，去强拆边民房屋和毁坏田中作物。最后，不少边民没死在羌人手上，反被长吏折磨的失去产业与流离失所。几个边郡经此折腾，必然开始人口大减、经济萧条，羌乱自然日趋严重。

地方官无法自行拱卫 却有能力迫使人民离开家园

换言之，边郡百姓虽穷苦愚昧却不是懦夫。但残暴无能又横插一脚的地方长吏，活生生摧毁他们的自保能力！故王符在其作品中程痛心疾首地大呼：此非天之灾，长吏过尔！

本不难平定的羌乱，就这样被深入骨髓的恶性集权与官僚主义作风放大。逐步膨胀为祸害深远的边陲大患。凶恶的地方官，则在汉末蜕变为杀人如麻的军阀。这些现象也并未因三国鼎立和西晋建立而绝迹。类似的剧本在后来还再度上演，成为影响力更为深远的永嘉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