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许多人对昭和时代复杂的日本政治不太了解外，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倒不在国内。关于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内部政治演变的历史资料大多来源于日本的本土研究，而即使在日本当代，战前政党、文官与媒体对侵略战争的参与问题实际上也处在被礼貌淡化的状态，论及侵略战争就是军部主导，政治家与文官妥协，这种思维可以说是1946年东京审判正统路径的延续，通过塑造军部的“极恶”形象，其他派系与侵略战争的关联问题也就被自然淡化了。人人可以说自己是军部政治的受害者，即使他们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

不过，假如你能意识到大政翼赞会的主要参与者都是旧政党人士，日本军人的思想同样来源于社会而不是完全自发形成，存在不同代际差异的话，这个问题会简单很多，长期强调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对日本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为那些不完美符合——也不可能符合上述定义，但向往侵略扩张的人得到了开罪的机会，特别是两大既成政党内普遍存在的自由帝国主义者。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历史学界的责任，一方面，致力于追究战争责任的东京审判本身也主要围绕东条英机等军部人士（尤其是陆军人士）的罪行收缴大量证据材料，没有多少过问文官政府、国会、民间人士的责任，以致于数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很难知道那些参与新体制运动的旧政党人士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即使零星的迹象显示他们不可能是无辜的“反战、反军人士”，只要没有回忆与反思，这个缺口会始终存在，更何况他们在战后依然从事民主主义活动，不论是加入右派还是左派。

另一方面，以现代人的印象来说，东条英机与近卫文麿首先有个性质上绝对绕不开的差异，东条英机及其代表的军部势力是主观向恶的侵略分子，对侵略战争负有更直接、主要的责任，而近卫文麿——不论你怎么评价他，首先是为了阻止前者的过激行为登台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上体现出了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不仅是日本人独有的时代烙印。

殖民帝国主义、反人道的种族歧视，以及对侵略扩张的认同。

不论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后雅尔塔体系有多么糟糕，那确实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普及到世界前，前现代的国际环境所能比拟的。当时，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有着后发帝国主义与先进列强的竞争矛盾，这种竞争不仅反应在政治与外交，更反应在社会与舆论层面，但因为前者恰好以中国为主要扩张方向，后者的问题也就被淡化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只有那些具备充分的胆识与觉悟认为「我们也可以是帝国主义者」的人，才敢轻松地划分各种责任。

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标准决不意味着某个民族与另外某个民族永远为友或永远为敌，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国家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尽管这种极端状态（所有国家都对对方持中立态度）似乎是一种例外，但它不能否定战争的决定性，反倒更加确证了战争的决定性。虽然今天的战争数量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是残忍程度却成倍增长。战争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战争这种例外情况具有一种特殊的决定意义，它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政治是划分敌我，界定敌我）。因为，只有在真正的战斗中，敌友政治划分所产生的最极端的后果，才得以暴露出来。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1932年

近卫文麿顺应了这股潮流，顺应了他的责任，证明了自己是个无能的政治家，这就是他的故事。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虽然深入探究战时政治家行为的资料书籍不多，近卫文麿作为极少数被公认应该为战争承担责任的“文官”反而是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尤其考虑到他可能是1936-1941年日本政坛上唯一一个认真考虑过要将对外强硬主义与革新主义结合起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所以我们不妨来稍微展开下近卫内阁时代的政治。

对外扩张主义在日本历史中是个幕末开国以来悠远流长的热点话题，但致力于社会平等的革新主义确实是大正时代兴起的新鲜事物，发源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长期慢性萧条与经济下行导致的康采恩式产业兼并与小农破产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政党内阁相关的腐败与选举操纵丑闻不断被竞争对手揭露的背景下迸发出要求打破现状的呼声。而在1940年新体制运动开始前，日本最基本的政治现状是：

1. 大正时代以来的两大既成政党在议会中心主义旗帜下，纲领上依「全民公益」（而非特定阶级利益）而治，形成两大意识形态因素淡薄的保守政治集团。实践中与传统财阀、地方精英抱合，与掌握首相奏荐权，具备幕后干涉力的宫内关系密切，尤其是以政党化官僚为决策领导层，市民为政治基础的立宪民政党，自1924年加藤高明内阁以来与宫廷集团的关系相当紧密。
2. 作为两大既成政党之一，立宪政友会在田中义一时代后疏远了宫内，以森恪、铃木喜三郎、鸠山一郎、久原房之助为代表，与军部、枢密院等保守的对外强硬派接近，出现建立「一国一党」政友会独裁政权的倾向，因此1931年能够充当该党与宫内关系纽带的犬养毅总裁遇刺后，因为亲军、有反民主倾向的铃木喜三郎出任国会第一大党政友会总裁，政党政治被中间内阁取代。
3. 中间内阁作为既有体制自保的应激手段并没有否定过去威权民主的政治原则，事实上，稳健派强人与两大政党合作的维稳体制在五一五事件、二二六兵变中发挥了作用，但因为中间内阁体制下的首相没有明确义务要对政党负责，反而是两大政党被迫承担为首相提供民意支持的义务，在中间内阁无法解决国内危机而日渐丧失民众信赖的背景下，既成政党与内阁、陆海军、官僚的矛盾日渐激烈，一方面促使决定与对外强硬舆论合流的社会大众党崛起（左翼革新派），一方面也促进了既成政党内部要求统合国会力量，树立团结新政治，重新凝聚国民的积极动向（右翼革新派），这些广义上的革新派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主流无产政党（晚期左翼转向派）

代表人物：麻生久、河上丈太郎、三轮寿壮、西尾末广

国家主义运动（传统右翼、革新右翼、早期左翼转向派）

代表人物：内田良平、桥本欣五郎、赤松克麿、津久井龙雄

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右翼的活动以「行动派」为主，重视实践的暴力、轻视理论发展，内部凝聚上也不如左翼，诞生了诸多不同的流派，其主要成员如头山满、内田良平、安冈正笃等人，作为传统右翼（观念右翼）主要致力于培养与特定保守集团政客的私交，在社会改革上推崇国粹思想，重视教育和国民思想的培养，无意涉及私有制等根本社会制度的改造。于是在大正、昭和初年的新环境下面临更激进的新右翼挑战，他们分别是由北一辉、大川周明代表的有强烈国家改造色彩的激进右翼，以及高畠素之、赤松克麿这样的早期左翼转向派，早期左翼转向派与麻生久等人代表的晚期左翼转向派不同，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左翼”认同，以国家社会主义等概念诠释自己的思想，主动追求与右翼革新派建立紧密关系，例如1931年赤松克麿与大川周明结成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所」，发起日本国家社会党构想，两者的共同特征是注重大众化理论发展与激进社会改革，也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氛围下迅速接近， 特别是在1930年共同反对伦敦海军条约的背景下，上述派别诞生了右翼阵线大联合、共同组党的倾向。

然而，由于内部关系与政治理念不合，传统右翼（国粹派）与革新右翼（国家社会主义）无法共存，导致传统右派退出革新阵营，再加上野心勃勃的大川周明、赤松克麿围绕右翼革新运动主导权发生争议，失去传统右派制衡后，左翼转向派的实力甚至比国家社会主义者还强，导致革新右翼不愿意再与转向左翼合作，右翼阵线的大联合运动失败了。作为保守政权的重点打击对象，右翼革新派的主要代言人大川周明、北一辉也在1932、1936年分别入狱、被杀，再加上国家主义团体后来围绕是否接纳民主政治陷入了议会斗争派与反议会斗争派的内讧，实力进一步削弱，选举支持率仅有主流无产政党（晚期左翼转向派+劳农派社会主义者）的三分之一。

新体制运动前后，国家主义阵营内最强的势力，是原激进民主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者中野正刚领导的东方会（革新右翼）与吉田益三的大日本生产党（传统右翼），两者都有浓厚的黑龙会背景，但观念右翼的大日本生产党虽然在1938年支持过第一次新体制运动，却是1940年第二次新体制运动与大政翼赞会的反对派。中野正刚与东方会起初是1940年第二次新体制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希望将大政翼赞会改造为极权主义新党，因为对官僚主导翼赞会持批判态度遭到镇压，此后“正统法西斯主义者”中野正刚一边与被解散的社会大众党基层合作，一边与鸠山一郎代表的政友会自由派结盟共同反对翼赞体制。

激进民主主义（党人左派）

代表人物：中野正刚、清濑一郎、永井柳太郎、铃木正吾

主要成员都是立宪民政党、日本革新党、国民同盟出身。代表一战后兴起的平民政治潮流，主要成员是大正民主时代对财阀、政党化官僚等“反民主势力”持批判态度，致力于政治权力下沉的平民运动家。作为政党内部的革新势力，他们呼吁普选政治、公民政治的彻底化，渴望消灭政友会、民政党两大既成政党的腐败，推行选举公营、破除政党机器，消灭选举操纵，实现更面向平民大众的政治，以国会为中心巩固政治统一，他们对选举公营、以国会为中心实现政治统一的宣扬，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翼赞选举、创立大政翼赞会并解散既成政党两项重点政策诞生的政治基础。

举国一致论（一国一党论、政民连携论）

代表人物：床次竹二郎、久原房之助、中岛知久平、秋田清

以推崇「一国一党论」的立宪政友会为主要据点，起初是1932年国会选举后政友会成功夺取国会多数席位后提出的战略，由于西园寺公望等支持立宪民政党的宫廷政治家反对，这种论调经历「政民提携论」的演化，最终在1936年立宪民政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后，在党内少壮派与提倡树立新政治的政策研究会人士支持下，转化为一种要求解散既成政党，建立新国家公党，实现全面社会改革的运动。起初以床次竹二郎（内务省政党化官僚）、久原房之助（田中义一亲信，反对铃木-鸠山派）为代表，后期以中岛知久平（原铃木-鸠山派，军工新财阀）为领袖，也有秋田清之类的策士投机派参与。久原房之助在二二六兵变中因涉嫌支持叛军被捕后，失去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出狱后与政友会自由派的鸠山一郎结盟，与革新派对抗。除了持亲军、支持国家改革的立场外，总体上也可以视作政友会内部政治投机的产物，是四大革新派源流中，立场最保守的。

作为深孚众望的革新华族代表，近卫文麿的使命正是将上述四个革新派集团统合起来，树立新的政治。

背景阅读：政党革新浪潮，自由与革新？

1927年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政友会总裁以来，立宪政友会的实权逐渐流入到田中义一的亲信铃木喜三郎、鸠山一郎、森恪三人手中。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问题引发舆论关注期间，鸠山一郎不仅与铃木喜三郎、森恪联手在国会要求追究若槻内阁侵犯天皇统帅权的责任，迫使犬养毅总裁站队军部，还与当时是少壮派军人的永田铁山、今村均、东条英机等人共同协商倒阁的办法，导致当时掌握首相奏荐权的西园寺公望对他们几个人的印象都很恶劣。

虽然犬养毅内阁时代（1931-1932），鸠山一郎（东京）、森恪（栃木县）围绕是否结束政党政治的议题出现分裂，两人都想扶持原田中内阁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神奈川县）出任立宪政友会总裁，以三人的合作为基础实现了政友会关东军团的大联合，领导着党内最大的派阀。而这位铃木喜三郎早在加入政友会前就以宣扬国权、反华盛顿体系著称，与否定政党政治的平沼骐一郎等观念右派关系密切，但他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贵族院与警察、司法系统内，不擅长应付众议院政治，媒体关系与社会风评都很差，所以派阀事务本身还是交给他的东大好友、内弟鸠山一郎及森恪领衔。

1932年5月得到西园寺公望支持的前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遇刺后，政友会铃木派将五一五事件视作上位掌权的绝佳时机，不料西园寺在这个问题上横插一脚，在政友会铃木派最有希望出面组织强力内阁的时候，以中间内阁取代了政党内阁，断送了铃木喜三郎、森恪、鸠山一郎的梦想——这个转折点就是政友会革新潮流兴起的背景。

1932年2月犬养毅内阁领导立宪政友会在第18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取得史诗级胜利后，这次选举不仅为立宪政友会带来130个新议员名额，也为党内注入大批新鲜血液——然而，在派阀政治尚不发达的日帝时代，少壮政治家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党内既有派阀缺乏依附感。

1932年5月犬养毅在五一五事件中遇刺后，政友会全党包括少壮派在内原本都支持铃木喜三郎一派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但面对宪政常道结束、海军军人斋藤实组阁的现实，愤怒的少壮政治家以复兴政党政治的使命集结起来，提倡杜绝以往随遇而安的政治、提高立宪政友会的政策策案能力、纠正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为跨越党祸国难齐心协力实现国政一新，重新获得国民的信任，在政友会头面人物中岛知久平（铃木-鸠山派，军工新财阀）的资助下集结起来。

1934年1月成立党内国策研究机关国政一新会，发行机关刊物『国政一新丛论』（国政一新論叢），与党内既有的派阀斗争保持距离，专心研究政友会将来组阁后的施政要领，逐渐成长为新人活动中心，大多数成员都是仅当选过一两次议员的年轻政治家，比如芦田均、东乡实、原口初太郎、太田正孝、小笠原三九郎等，三名资历较深的众议员木暮武太夫、木村正义、船田中被选举为他们的负责人。

为了避免被误解为派阀活动，国政一新会的幕后主持者中岛知久平（铃木-鸠山派）表面上不参加这个会派的活动，但他自己也是1930年以来第二次当选政友会议员的“少壮议员”，只是因为身为中岛飞机株式会社的军工新财阀不仅富裕，还有相当的社会政治影响，初次当选就被1931年犬养毅内阁提拔为商工政务次官，不仅有钱、政治履历也很清白。

1931、1932年前后，中岛知久平成立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民间国策研究机关国政研究会、国家经济研究所，以东京帝国大学为首，早稻田大学、东京商科大学为核心，邀请数十名委托学者通过三井物产欧美各地分店收购海外新书，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翻译、调查研究，一改历代政党内阁不注重综合国策调查的风貌——对于当时的国会议员来说，在处理日常政务、经营地盘的同时额外开展面向国家政治、有条理的国策研究，写出论文一样的东西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考虑到他们中很少具备优良的教育背景。

正因如此，当中岛知久平将上述机构的研究成果通过国政一新会的官方刊物『国政一新丛论』发表出来，犹如政友会官方媒体一样散发宣传，对斋藤实等反民主内阁的经营方式展开攻击，极力证明政党政策的有效性，要求恢复政党政治的时候，即使中岛知久平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挑战主流的资格，作为有变法风度的人物受到新人们的喜欢。

尽管如此，『国政一新丛论』的文章“专业性很高”，全篇两百页的杂志中，到处都是文字，照片和标题都很少，内容有对中间内阁政策的长篇批判，大藏官僚拟定财政预算、税制资料的年度展示，各种国内外相关的财政经济统计报告，海外专业书籍的翻译资料，政治家的演讲精粹，乃至详尽的军事情报与贸易产业资讯等，虽然平均定价比『中央公论』『改造』（80钱）这样的主流杂志便宜，只需要50钱左右，这种东西几乎不可能在大众媒体时代得到欢迎，当时的公众可能根本没有兴趣去阅读这些东西，主要是给有志成为政治家、官僚，或者觉得自己有治国才华的人看的，在拓展选民支持上并没有太大意义。

换言之，政友会革新派的支持者大多是精英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那些想要了解政策背后的内幕，有充分的精力与知识储备阅读大量资料，从中解读现实问题的人，这与这部杂志创办者的心意是相通的，他们主要是希望当时的国会议员通过这本书学习政策，为政党政治的复活做好准备。此外，他们还把这些杂志分发给陆军青年士官、大学生与政府官僚，从中争取同情者，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极与军部、财界等党外人士协调。

而在政友会高层的执行部内，1932年12月亲军右翼核心人物森恪暴病而死后，政友会内呈现出一派怪异的光景。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个人主见不足，大部分决策是鸠山一郎做的，鸠山很早就与森恪在是否维护政党与国会政治的问题上存在对立，随着反民主强硬派森恪的去世，目睹满洲事变、日本退出国联后军部势力快速兴起的鸠山一郎意识到了政党政治的危机，开始反思政治与外交路线，经济上反对官僚与军部统制，外交上要求与西方国家协调邦交，政治上以议会中心主义思想谋求与立宪民政党实现以铃木喜三郎为首班的「政民连携内阁」，想要与元老西园寺公望、政友会反总裁派的久原房之助、床次竹二郎恢复关系，取代举国一致的政治方针。

然而，因为西园寺公望不信任政友会能搞好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偏袒斋藤实内阁与立宪民政党，再加上想要打垮铃木-鸠山派，自己出任首相的久原房之助、床次竹二郎及其门徒暗中作梗，被鸠山拜托的前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也是一副恨不得政友会早点去死的样子，多次违背对鸠山的承诺，导致派阀意识淡薄的政友会少壮派的耐心也在一次次失败的政权让渡谈判中被消磨殆尽。

1934年7月冈田启介内阁成立后，政友会的内部矛盾爆发，以床次竹二郎为代表的大批旧政友会派（旧原敬-西园寺派为主）领袖因为决定加入新内阁被开除出党，引发党内混乱，反而是立宪民政党利用政友会的政治危机，在大萧条的余波中缓和过来，在1936年1月21日第19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重夺多数席位，击败了不团结的政友会。

由史诗级胜利的巅峰一落千丈，乃至被民政党逆转后，政友会少壮派被铃木喜三郎、鸠山一郎的无能领导彻底激怒了。

然而，有充分威望带头与铃木喜三郎、鸠山一郎竞争政友会总裁的山本条太郎在1936年3月25日去世，久原房之助因为涉嫌在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兵变中支持叛军被捕，床次竹二郎与旧政友会派（旧原敬-西园寺派为主）背叛了政友会，另立昭和会支持民政党与中间内阁。1938年铃木、鸠山领导政友会支持林铣十郎内阁，又被对方耍了以后，忍无可忍的反铃木-鸠山派就这样找到了年轻的中岛知久平。

中岛知久平入党时也是铃木-鸠山派的成员，与鸠山一郎很亲近，所有政治行动都与鸠山保持紧密联系，但成立国政研究会后，中岛知久平开始与前田米藏走近。前田米藏是原政友会“造王者”横田千之助（与星亨、西园寺、原敬的关系都很好）的好帮手，过去指导党的关东军团，与田中义一带来指导关东军团的鸠山一郎合不来，两人是政敌关系。正因如此，中岛知久平开始与反鸠山派走进，对鸠山也渐渐冷淡起来，鸠山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每当谈及党内改革派小圈子的时候，就一脸不快地说「我不能和这样的功利主义者待在一起，本来他找我就没安好心，离开我也没关系」，对于革新派的小动作很不高兴。

在这个过程中，国政一新会内的旧铃木-鸠山派成员对支持谁感到迷茫，但因为鸠山一郎1932–1934年出任斋藤实内阁文部大臣的时候，因为帝人事件的受贿丑闻被检方指控过，再加上当时发生了爆料此事的『时事新报』社长武藤山治被人暗杀的事情，不免让人联想起1925年涉嫌田中义一总裁受贿丑闻的陆军机关费侵吞问题（负责调查的石田基检事死于暗杀，事件成为不解之谜），许多人认为这段黑暗履历会成为政党政治复活的阻碍，觉得或许应该阻止鸠山出任政友会总裁。最终芦田均、原口初太郎等人因为强烈支持鸠山一郎退出国政一新会，而船田中、太田正孝、小笠原三九郎、木暮武太夫这些原鸠山派成员决心团结到中岛知久平的旗帜下，缔造新保守政党。

1937年6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采取了拉拢政友会革新派的策略，除中岛知久平出任第一次近卫内阁铁道大臣外， 国政一新会编辑委员大多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政务官，开始积极支持近卫政权的政治，特别是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支持树立官民协同的统制经济，在维护市场规律与企业创造性的基础上改革经济体制。自那以后，国政一新会也逐渐转型为政友会革新派的政策宣传机关。

而鸠山一郎在1937年7月后为躲避政友会分裂后可能招致革新派的集中攻势，出于恢复人气的考虑，以向列国说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立场的名义前往欧洲远游，自命国民使节，据说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畅谈了武士道与日本精神，将谈话内容和会面记录，以及褒奖法西斯政治的内容刊登在新闻媒体上——这些东西在战后成为左翼向盟军总司令部举报，使得当时公认的“反法西斯人士”鸠山一郎被盟军公职追放的理由，而他在出游欧洲期间认识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也意外地代替成为战后自由党的总理，组织了自己的内阁。

在答复美国记者伯顿·克莱因（Burton Crane）关于赞赏法西斯政权言论的质疑时，鸠山说自己当然不是整体上赞赏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做法，只是把他们的优点写出来而已，至于拥护侵略战争的言论，中国根本没有作为统一国家生存下来的力量，要么生存在苏联的赤色势力之下，要么生存在日本的保护之下，没有第三种选择。这就是现实。（『鸠山总裁的问题著作』1946年，日本映画社）

虽然政友会革新派（中岛派）、自由派（鸠山派）的核心目标都是恢复政党政治，双方的矛盾可以总结如下：

政友会自由派（隐居）

虽然传统上政友会被认为比民政党更不注重民主、自由的元素，鸠山一郎坚持维护立宪政治的大义，反对一党一国的天降政治。要求以党外合作的方式与立宪民政党维持合作关系，以政民连携的形式达成“举国一致”的目标，但在新体制运动蓬勃发展后也萌生过与民政党合党的考量，但都没有落到实处。

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政友会鸠山派就开始消极对待政治，对国防国家、对外扩张及新体制均持否定态度，但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立案，完全采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种消极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行进的大方向，例如轻视议会政治、军部失控、疏远英美与德意接近之类的新动向感到不满，但也觉得没有什么摆脱现状的好办法，但不代表他们完全排斥近卫内阁以来的所有政策，也不代表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特别是鸠山一郎、芦田均和北昤吉。

外交上要求恢复与英美的协调外交，可能是1937年7月鸠山远游归国后少数认真推行的政策，尤其要求在财政金融领域与英美国家保持关系，避免经济动荡，相信国际长远和平的可能性（即使这个派系内的主要成员都有自由帝国主义的倾向），希望政府展现对英美的友好态度，得到工商业界、财界及外务省稳健派的支持，也一度被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内阁奉行。

政友会革新派（出世）

中岛知久平（一派）主张发扬一国一党的政治精髓，使政友会、民政党合并为一党。尤其是与近卫内阁联合后，他们开始积极推崇成立以近卫文麿为首的新党，提倡以近卫公的名望开展协力军部、贯彻圣战的新政治，以类似伊藤博文缔造立宪政友会的模式，成立新的一国公党。

1937年6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采取了拉拢政友会革新派的策略，除中岛知久平出任第一次近卫内阁铁道大臣外， 国政一新会编辑委员大多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政务官，开始转型积极支持近卫文麿内阁的政治，特别是支持树立官民协同的统制经济，在维护市场规律与企业创造性的基础上改革经济体制。自那以后，国政一新会也逐渐转型为政友会革新派的国策宣传机关。事务上积极赞成近卫内阁的革新政治，支持国防国家的实现，支持对外扩张，支持新体制建设。

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很具体的政策。中岛知久平曾经写作过一篇名为『昭和维新纲领』的东西，其中洋洋洒洒地谈到要改革教育、启发人民的思想，壮张日本国力、提振军备，实施计划经济、均衡国民负担，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中小工商业，避免失业之类，都是些没用的废话。除却中岛知久平外，以政策立案著称的政友会革新派在近卫时代完全成了内阁政治的传声筒，对国家大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求近卫内阁继续带他们执政，完全丧失了统治国家的风骨。或许正如风见章的评价那样：

往年的自由党为了伸张民权浴血奋战……为了开展进一步政治攻势结成立宪政友会，而今天的政党成员……只知道躲在近卫公的衣袖下，图谋个人的安全罢了。

1940年5月21日起，当木户幸一、风见章就大政翼赞会的结成问题与政友会革新派谈判时，政友会革新派对大政翼赞会的特殊要求只有两个：

1. 因为中岛知久平希望效仿自由党与伊藤博文联合，组建立宪政友会的案例（维持自身独立性），希望等近卫文麿出任新党党魁后再解散政党参与其中，得知近卫一方要求既成政党事先解散的态度很坚决后，（山崎达之辅）要求至少由政党自行主导解散。
2. 不要对拒绝参加新体制的某些党人采取措施（主要是指民政党主流派与政友会久原派的某些成员，不包括鸠山派）。

综上所示，政友会革新派与自由派的矛盾虽然说是“意识形态”的，但也可以说不是意识形态的。

背景阅读：广义国防论、政民连携论与人民战线运动

我们深切感受到，若是不让新兴势力充满帝国议会，粉碎法西斯主义的话，议会政治也是无法确立的……时至今日还在维持资本主义机构的，正是既成政党。
——麻生久，社会大众党书记长，1937年4月8日选举演说会

1934年10月1日，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指导下的统制派军部为争取社会上革新舆论的好感，公开出版名为『国防本义及其强化提倡』（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的小册子，代表统制派高层发表“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号召全民团结投身总体战之际。

在这些措辞华丽的语言中，日本社会大众党领袖麻生久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其中提倡总体战时代的国防不应凭借单纯的军备增强来实现，必须通过改善国民生活来实现全民支援的观点，立即在该党机关报『社会大众新闻』上得到麻生久的赞同，并在1936年5月第69回帝国议会上由麻生久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流行词汇来定义这种将国防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的倾向——广义国防。而与这种倾向相反，对纠正社会贫富差距漠不关心，却对军备扩充问题没有那么多意见的军部保守派、政友会、民政党、财界等人士则被冠以“狭义国防”的蔑称，被社会大众党的支持者当做一种媒体宣传语，向日本社会发出疾呼：

我们是要广义国防，要是要狭义国防？

作为对这种倾向的肯定，持反军立场的激进自由派新闻记者马场恒吾不仅没有像保守既成政党的支持者那样，对社会大众党的言论表示批判，还认为这种将广义国防、狭义国防差异开来的态度，可以成为警惕军部介入政治的理论依据，在1937年4月『改造』杂志上以明确的态度写道，现下陆军的意志比起广义国防，更应该注重狭义国防，如今日本军部提倡庶政一新，向行政、产业、议会制度领域传播军部意见的做法，反而会刺激社会各方面与军部的摩擦，如果陆军不能及时认识到自身应专注于狭义国防的本职使命，无论是军民一致的理想还是国民的欢迎，终归是得不到的。

关于战前日本的民主生活，日本政党史学家小山俊树在他的文章『普通选举法的成立与大众民主的开端』（普通選挙法成立と大衆デモクラシーの開始）提到了个有趣的观点，即相较于大正民主对标的英美式两党制体系来说，大正民主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缺乏一个稳定理性的中间选民群体。因为缺乏选举监督制度，大正民主的本质是由地方政党机器、媒体、企业利益集团通过明目张胆的贿选与利益绑定手段吸纳选票，进而在执政党控制的内务省、警察机构干涉下操纵选举结果，通过与天皇关系密切的宫廷集团评定政权归属，再加上警察系统对左翼团体的针对性迫害，大正时代的两党制实际上不能很好地反应民意的真实流变。

历史学家坂野润治（原日本民主党支持者）否定「大正民主」，要求重新审视「昭和民主」的观点，也正出于他对战前两党制的怀疑，引用了吉野作造对欧美民主政治与日本民主实践的对比，认为除非两党轮替可以遵循一种理想原则，当A党执政失败时，B党可以迅速接管政权，否则我们对多党政治的推崇就是一种对“形式民主”的崇拜，日本战前两党制是一种典型不良竞争下的民主。

在日本的案例下，在野的政治集团无法在不违反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与致力于迫害他们的执政党竞争，面临着被权力打压的威胁，因此任何政党都会极力避免疏远权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比如立宪政友会选择与军部、枢密院合作，立宪民政党选择依靠贵族院、宫廷与官僚的支持，两党还有暴力团、博徒、右翼负责的院外团势力，形成两大利益耦合的政治团体，在许多情况下，双方的核心矛盾都不是围绕意识形态，而是围绕政治分红展开的。

正因如此，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多党制民主下的政党至少在捍卫民主的观点上能够持有共同价值，但这种共识在日本帝国时代极为薄弱，反而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存在着广阔的反民主空间。无论是立宪民政党还是立宪政友会，都在事实上违反民主规则行事，而麻生久领导下的社会大众党作为少数成功与帝国秩序结合的左翼政党也适应了这股潮流，而就社会潮流来说，1937年4月日本战前史上最后一次正常的民主选举无疑标志着革新派的胜利。

在这次选举中，以农村为基本盘的立宪政友会控制着175个席位（持平），以城市为基本盘的立宪民政党控制着179个席位（失去26席），而社会大众党一跃取得36个席位（增加18席），是左翼党派参政以来的最佳成绩。代表右翼革新派的新党，东方会也在这次选举中拿到11个席位。这次选举结果主要是因为大城市选票中有相当一部分由立宪民政党流向社会大众党导致的——与这种现象并存的是，日本警方并没有因为社会大众党采取拥护帝国主义的立场而放松过他们的管制，1937年4月东京警视厅就各候选人的演讲会情况留下的临检记录显示，在东京全七区31名受到警告或保命令中止演说的候选人中，有7名是社会大众党候选人。

总结选举失败的原因时，东京府第六区的民政党候选人中村梅吉认为，立宪民政党想要在选举中打出“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与林铣十郎的军部内阁抗衡，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先前的国会投票中为林铣十郎内阁的所有法案投下赞成票，导致对军部政治不满的城市选民将普选票投给了同样提出“反法西斯主义”，要求以反资本主义的革新手段保障议会民主的社会大众党。

选举结果公布后，特别是知识分子欢呼社会大众党的胜利，东大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自由派）也为社会大众党的胜利欢呼，认为他们的胜选展现了反法西斯的国民力量，在『中央公论』1937年6月号的政治评论部分中写道：

三十六名大议员，在众议院总数四百六十六个席位中，还不足飘渺的一成。尽管如此，为什么我们对这少数党的跃进如此欣喜呢？这是因为这个政党具有与那些层出不穷的少数党截然不同的特质。

其一，像任何国家的社会党那样，他们拥有明确的意识形态。
其二，对当代社会持有革新的态度。
其三，在今后的选举中，它将成为一个永不后退、不断进步的政党。

……我们现在所说的革新，不仅是在实质上有变革的意图，也包括在实现变革的方法上与人民一起依靠议会的力量。（注：“议会”一词在当时的审查中被抹去）

在他书写这份庆祝文的背后，1937年5月到7月举行的京都市、神户市、大阪市、八幡市市议员选举中，社会大众党议员同样在地方选举中高歌猛进，增加了革新潮流的现实性。同样的事，哲学家户坂润也在1937年9月号『改造』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社会大众党提倡的广义国防论思想，认为社会大众党将庞大的军事预算与民生安定预算视作狭义国防与广义国防的矛盾，多少对不能厘清两者本质差异的既成政党和所谓自由主义者产生了冲击。

而与社会大众党的胜利截然相反的是，1937年因反对麻生久的“亲军革新路线”与社大决裂的铃木茂三郎等人，当时指导日本无产党以共产国际七大季米特洛夫报告精神为依据，效仿法国模式，要求发起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运动，提出与既成政党联合，团结大众反对军部与官僚的路线，却在选举中惨败，五名候选人中仅有委员长加藤勘十成功当选，这意味着转投左派的选民不一定与既成政党有很好的兼容。

同样的，立宪民政党对联合左翼似乎也没有任何兴趣，众议院内的合作是在政友会、立宪民政党两大既成政党，及社会大众党（左翼革新）、东方会（右翼革新）两大革新政党之间展开的，战后保革对立的格局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就出现了。

面对1937年4月林铣十郎内阁垮台后的选举结果与混乱政局，负责首相奏荐工作的西园寺公望等人也深感无能为力，当时的状态可以简单概述如下。

宇垣一成内阁（愿意与既成政党合作）的流产，证明革新派主导下的陆军已经无法接受稳健派陆军强人的管制，那些新生代的政治军人自负陆军是革新的推动力，在政治的台前幕后积极活动，一边要求政府起草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国防计划，一边呼吁实现国家总动员改革，针对他们不满意的人选动辄拒绝推荐陆相，乃至以政变与恐怖相威胁，干涉首相推荐及内阁人事安排。在这种背景下，既不愿意通过这样的改革，又自觉重掌政权并无意义的既成政党在众议院内拿着75%的席位（远超三分之二多数）消极地妨碍预算及法案成立，使得那些希望通过既成政党达到反军目的的选民感到失望，越来越多人相信如果不能以积极的手段实现政党内部的改革，看清时代的变化，政党将无法在政界立足，进而在两大既成政党内部出现以「政民连携」「控制军部」名义展开的，要求拥抱革新诉求，以强力人物领导既成政党及众议院的政党革新运动”。

面对反军与亲军，革新与保守交错、对立的政局，宫廷集团认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让一名同情革新思潮，同时能够得到军部及各阶级接受的人物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为糜烂的现状承担责任，观察有无起死回生的希望。尽管对这个人选并不放心，西园寺公望认为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在他的个人要求下，此前因为同情皇道派而退居二线的近卫文麿被任命为新的帝国首相。

得知近卫内阁成立的消息后，德富苏峰评价说，近卫内阁的成立使我们国民有了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岩渊辰雄也说近卫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能够让一位五摄家首席的青年华族当上总理大臣，使国民有了种别样的新鲜感。身为年轻的首席华族、天皇的分身，人们觉得在聪明、温和的他领导下，日本帝国将由乱转治，正如他在1937年6月4日执政首日表现的那样，贵族出身的近卫风度翩翩、平易近人地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以朴素详实的语言阐述消解国内对立、控制贫富差距、改善国际形象的必要性，展现了与先代首相不同的活力，一时间在媒体上很有人气，有「青年内阁」「明朗内阁」之类的称谓。

然而，正是在这个内阁指导下，尚未正式开展政治的一个月后，近卫文麿内阁就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风波中奔赴了战争。

总结：近卫文麿何许人也？

近卫文麿的评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始终处在一种不容乐观的状态。大约在他死后三十年，也即20世纪70、80年代前后，当时的人已经可以用现代人的语言批判他了。不论是像“富士山一样的男人（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出于抑制的目标反沦为军部傀儡”之类的措辞，近卫文麿似乎注定是昭和战前史上最糟糕的日本首相之一。

虽说如此，后世的人与其说觉得他是个多么十恶不赦的人，不如说更讨厌他是个平庸的人。以当时的氛围来说，近卫文麿与东条英机都是近似蠢货般的存在，只是蠢的地方有些不一样。

近衛公の死は、とにかく悲劇的である。少くとも東条大将の喜劇的なのと対比される
近卫公爵的死总归是个悲剧，至少与东条英机的喜剧相比是这样的。
——『每日新闻』“砚滴”评论

1979年参加过越平联及赤色战线派活动的新左翼作家饭田桃在他大肆嘲弄昭和政治家的著作『昭和史再考』结尾的座谈会上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近卫文麿究竟是个让人无可奈何的傻瓜公卿，还是个悲剧政治家？饭田桃觉得这个问题很滑稽，毕竟他连「近卫文麿」的名字是读成「Fumimaro」（ふみまろ）还是「Ayamaro」（あやまろ）都懒得搞清楚——据说给他起名的曾祖父近卫忠熙一开始是觉得「文麿」这个汉字字形很好，但读起来有一股失败、道歉的感觉（Ayamaro，謝ろ），于是将读音改成“Fumimaro”。虽说如此，两种用法在昭和时代是混用的，以近卫文麿的性格与其说没有纠正，不如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个更正确，所以说，这个人大概是「命运之子」吧。

有人说，近卫文麿是一位拥有优秀资质、胸怀理想的政治家，为压制军部费尽了心思，但他生活的时代阻碍了他的发展，也有人说正是他软弱的性格招致了他个人与国家的悲剧。更有人认为，不论近卫文麿是否在当时登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终归是走在历史发展的既定轨道上，在这种情况下，“平庸者”的登场不过是对历史客观真实的反映与象征罢了，只不过万众瞩目的希望是容不得平庸的。当一名国家领导人在台上发动战争，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时候，即使这些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也是要对战争负责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面临的是一种相当危及的局势，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重组后，英美霸权下的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帝国对外发展的矛盾，是每个政治家必须面临的课题，更不论说明治、大正时代国民教育与新思潮影响下诞生的“社会政治青年”（社会的政治青年），即使是那些关注普选改革、支持罢工与工会运动，致力于社会救济事业的新青年，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为民族主义、平等主义共存的状态，在对政治与民族事业的无限热忱中让人感到强烈的攻击性与虚无感，胸怀理想，但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1921年刺杀财阀安田幸次郎的大陆浪人朝日平吾在遗言中写道「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天下の事すべて博打なりとの人生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华盛顿体制作为巴黎和会的补充，无非是使一战战胜国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在半主权状态的中国共同维护殖民利益的体制，币原喜重郎奉行的也无非是这样的协调外交，对币原外交寄予厚望的西园寺公望也同样寄希望于世界资本主义自由化、国际化的前途。以这个标准来说，近卫文麿的外交思想不见得与西园寺公望有多少差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近卫文麿前往美国游玩时，曾经与威尔逊总统的亲信爱德华·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l House）相谈，并在30年代开始推崇豪斯上校（时任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智囊）提倡的「国际新政」概念，提倡资本主义世界的统合与团结。

归根结底，近卫文麿并不是仇视英美，他批判英美霸权主义不过是寄希望于让日本成为资本主义顶级秩序中的一员罢了，支持或反对英美只是是路线之争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他会很适合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活在那样的世界里他就会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受到许多人的瞻仰，但现实使他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排斥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开始着手远东新秩序的摸索，当华盛顿体系成功的希望在1925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失败后破灭， 日美帝国主义的对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已成定局之际，他终究要比他的导师更近一步地拥抱新时代，站在日本是后发帝国主义列强的立场上，在1933年2月书写的『改造世界现状』（世界の現状を改造せよ）中如是说道：

（日本）在当代生存下来的唯一前途，就是向满蒙进军……（和平主义者）从热爱人类的角度出发，为消灭（未来的残酷）战争积极奔走，对于他们的主张与高尚情怀，我们满怀敬意。纯粹从情感上来说的话，我们实际上毫不犹豫地想对世间所谓和平论者的主张产生共鸣，乍然间，当我们回归理性冷静思考的时候，又忍不住怀疑所谓和平主义者倡导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大凡是战争，势必有引发战争的缘由，正因如此，想要停止战争，必须消除引发战争的原因。

……

一言蔽之，就是国际间存在的不合理状态。这里有个增殖力极其旺盛、发展力无比充实的民族在狭小的领土上过着狭小的生活。另一方面，世界上却有着领土极其广阔，却人烟稀少、享有天然财富的国家。这样的领土分配，怎么能称之为合理呢？

这种对正道与帝国主义犹豫不决，又认为必须顺应时代做些什么的态度，以30年代经历满洲事变、五一五事件沸腾的攻击性舆论来说，显然是还不够的，但他确实是少数愿意关注“社会政治青年”对平等、强国诉求的政治人物。

明治时代法国留学期间，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的西园寺公望也时常参加激进派的社交活动，与中江兆民、光妙寺三郎之类的激进自由主义者“暗中勾结”，同克里蒙梭、甘必大等人结缘，战前为他作传的木村毅传说西园寺公望见过活的马克思，比日本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早读过『资本论』原著。这样的他回国从政后也一转保守了，甚至有脸教育在京都大学跟随河上肇学习社会主义的近卫文麿不要跟社会主义者走得太近，而他自己终身缩在元老自由主义的角落里，像一尊神像般不愿更积极地应对过渡时期日本在政治、外交上面临的不安局面。

他批判近卫文麿在政治与外交上的态度不够谨慎，但也没有去干涉昭和研究会及其他方面的事情，把近卫当成他最后的底牌。

只见1937年6月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时，他任命了两名政党革新派（民政党、政友会各一人，即永井柳太郎、中岛知久平）入阁，又将政务次官的名额全部交给众议院，以示对议会政治的尊重，认为这样就可以搞定国会，又把剩下的内阁席位分配给“法西斯分子”，这让始终支持他组阁的反军自由派记者马场恒吾非常失望，认为近卫本质上没有摆脱“举国一致”——也即西园寺公望希望用来挽救30年代日本政治的思路，既不能下定决心将1937年4月30日选举中展现的民意落实出来，也不能真正抑制“法西斯”与“议会政治”的对立，把消解国内矛盾理解成在内阁中召集国内各势力的代表人物搞协商与对话的政治，与其这样，还不如像林铣十郎那样展现出以法西斯主义统一国内矛盾的气魄，使举国上下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说不定还更有男子气概。

正是这样怀疑近卫文麿内阁无法成为长期政权的马场恒吾，面对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政府与议会在狂热的氛围中通过25亿战争预算及经济动员的各种方案，以这样一种微妙的方式实现“举国一致”后，作为反军言论人的马场恒吾也陷入了混乱。他起初觉得议会应该像过去那样忠实地要求削减军费预算， 但理智告诉他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爱国主义动员的现在，这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人的理智结论就是现在必须配合战争，于是他在1937年10月号的『中央公论』中说，虽然围绕议会在这次战争预算案问题上的随意态度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但他觉得没什么可批判的，在战争不得已爆发的情况下，现在只能为了战争取得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言论场上根本看不到对议会无条件通过战争预算案的不满，这不过是他的自问自答罢了。

一个月前还是“反军人士”的马场恒吾，现在也是“帝国主义者”了。

不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反军派”都希望这场战争可以尽快结束，但现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中国军民的强硬抵抗使得侵华战争的日程表被无限期地拖延，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反而是日本国内的战争动员与媒体、经济统制日渐加码，反军舆论也被这种理智的热情死死压住，再也喘不过气来了，直到众议院反军议员斋藤隆夫在1940年2月第75回帝国议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猛然问道：

我非常坦率地向总理大臣提问，既然要处理事变，那么处理的范围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我想听的就是这些东西。
——斋藤隆夫『关于中国事变处理质询演说』1940年2月

这些问题是抛给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米内光政的，近卫文麿已经听不到这些话了，在举国一致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动员下，他先后通过成立企划院、厚生劳动省，制定物资动员及生产力扩充计划，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等政策将国家引导到适应战争的轨道上，连续发表三次近卫声明，策反国民党改组派的汉奸汪精卫，眼见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高歌猛进，却找不到结束战争的办法。

通过对外战争短暂凝聚起来的国内舆论，随着战争长期化与统制经济中暴露的新社会矛盾重新高涨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卫文麿在1939年1月突然辞职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很受欢迎，辞职下野后迅速成为社会大众党、东方会两大革新政党，及两大既成政党革新派拥护的对象，见近卫内阁上台后通过的新政如此之多，对传统上受打压的革新派态度也很友善，大批有左翼、激进派背景的政治家如麻生久、中野正刚、尾崎秀实等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希望利用近卫的人望与政治力量得到参政的机会，而既成政党革新派则希望树立新的政治摆脱过去舆论的批判，统合一个能够在行政上独立自主，与军部平起平坐的政党，开启新时代的政党政治，两者合流下要求解散既成政党，建立以近卫文麿为党魁的新党运动，就是新体制运动——也即大政翼赞会的缘起。

在陆海军军人（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保守右派领袖（平沼骐一郎）以各自的任期证明了他们的无能后，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再次在众望所归中带着他以大政翼赞会重建社会与政治的方案登上了时代舞台，1940年7月1日政友会自由派领袖鸠山一郎在轻井泽接到记者山浦贯一联络，称米内内阁即将辞职，近卫文麿即将成为下任首相组织新党，请他尽快进京考虑大事的时候，鸠山认为不能指望近卫内阁采取自由主义的政治，既然是陆军掀起的政变，陆军自然也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指导地位，与其投入这样的漩涡，还不如就这样混日子，就这样摆弄过去了。

近卫文麿的政治伙伴，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革新华族，贵族院火曜会）看着重臣会议的奏荐结果，淡淡地说「我年纪大了，这段时间也生病了，不能很好地理解世间的事情，装作理解的样子向陛下表示赞成，把材料递上去的话，反而是有失忠节的，所以奉答的事还是免了吧」，没有说他对近卫是什么态度、。

西园寺公望也不支持近卫文麿搞的新政治，与强力促成第一次近卫内阁的态度不同，他为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成立投下反对票，但也没有干涉最终结果，只是带着嘲讽的意思对新体制运动中人气鼎盛的近卫文麿说「现在还想着靠人望搞政治，这种落后时代的想法是不行的」。不论怎样，他马上就要死了，这个暮年的老东西带着点微妙的庆幸说，自己至少能死在舒服的榻榻米上，至于他一路关照过来的他们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

根据『木户幸一日记』记载，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在达成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决策上，昭和天皇问近卫文麿：

万一日本が敗戦国となった時に一体どうだろうか。かくの如き場合が到来した時には、総理も自分と労苦を共にしてくれるだろうか。
要是日本成了战败国会怎么样？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总理会跟我一起同甘共苦吗？

近卫文麿露出不安的神色，想起日俄战争爆发前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有过相似的对话。伊藤博文是由一介小兵（足轻）当上公爵的，虽然对日俄战争持否定态度，但还是不得已支持了战争。当时伊藤博文对明治天皇说，要是国家战败了，我将辞去所有的爵位勋第，独身到战场上赴死。于是近卫文麿对昭和天皇说「虽然我做不到这种程度，但也有诚心奉公的觉悟。 」

1945年12月16日，麦克阿瑟与盟军总司令部发出对战犯嫌疑人近卫文麿的逮捕令时，他感慨了一句「我是命运之子啊！」（僕は運命の子だ），就这样服毒自杀了。

那是大正时代护宪运动最激情澎湃的时刻，近卫文麿说一定要见见西园寺先生！于是跑到京都的清风庄拜访当时刚辞去政友会总裁一职的西园寺公望，作为20世纪政治文明的象征，人民大众登上了政治舞台，西园寺公望在两师团增设问题上拒绝向陆军让步妥协，虽然为此主动辞职，对军部干政感到愤怒的民众发起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成功打倒军部支持的桂太郎内阁。

在这样的背景下初次见面的两人，西园寺公望不停地管身穿学生装的近卫文麿叫“阁下”。这个滑稽的称呼后来莫名其妙推广开来了，父亲近卫笃麿在1904年去世后，继承他爵位的近卫文麿与他的弟弟们某次去有马温泉避暑，当地警察署长当时对近卫秀麿（二弟）说「你知道吗？这边一角能看到京都来的近卫公爵“阁下”的家。」

二弟近卫秀麿差点要笑死了，回答说「“卡卡（阁下）”什么的没有听说过啊。」

后来，近卫文麿很尴尬地说，这个称呼应该是在叫我吧。弟弟们一有机会就管近卫文麿叫「卡卡」（カッカ），卡卡吃饭了，卡卡起床了，卡卡该干什么了，听上去好像是什么敬辞，主要是这个发音在德语中是小朋友用来称呼「便便」（cacca）的，所以马上就传播开来了，孩子们另当别论，母亲与亲戚家来访的人也开始管他叫「卡卡」。

虽然这种说法越来越普及，近卫文麿并不因为这个生气，毕竟这种词汇本身就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价值的剥夺与赋予。作为年轻的公爵，这样的称呼是一种自尊的象征，但要让大家普遍接受这种称谓，也不是不能掺杂一些世俗卑贱的元素。1959年为近卫文麿作传的冈田丈夫在『近卫文麿：天皇与军部与国民』中写道，涉足昭和史的人没有一个是能清白地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将近卫文麿追捧起来的是当时的日本国民，这颗自由民权运动以来最耀眼的明星，以接受舆论批判、顺应时代的积极态度博得大众的人气，追随他的人期盼他引领希望的方向，而他放弃了对未来的责任，在欢呼声中朝着某种他无法掌握的、模糊而不切实际的东西奔赴而去。如此一来，近卫文麿的悲剧，大概也是日本近代史本身吧。

坚守原则的人接受权谋妥协。

追求良知的人陷于道德沦灭。

离经叛道的人死于随波逐流。

【参考文献】
明治憲法史（坂野润治）
日本政党史 昭和篇（白木正之）
大政翼賛会形成過程における諸政治潮流（雨宮昭一）
非政党内閣期の政友会内の実相：『国政一新論叢』を通じて（豊田竜平）
鳩山一郎と中島知久平 : 政党の裏とはこんなものだ（大林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