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下旬发生在上海的“银元之战”与“米粮之战”，作为当时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一向被大书特书，被赞誉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但作为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相关文章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却不甚详尽，比如在描写银元风潮时，官方角度的文章一般会如下记述：

……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人们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黄金、银元、外币等硬通货。一时间，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银元贩子在叫卖。^[1]

在许多相关文章中都以同样的口吻记述当时上海市面上银元行情一路走高的情况，并统一将其归咎于“投机商人的兴风作浪”。但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既当时银元与人民币的合理比价应该是多少呢，而官方给出的汇兑价格又是否符合市场规律？

在1949年6月，国民党行政院规定了金圆券五亿元兑换银元一元，而共产党在进入上海后，上海市军管会立刻公布了金圆券对人民币的比价，既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之前在北京为10:1的兑换比例，之后由于金圆券的大幅贬值，数字也水涨船高）^[2]。如果据此推算，那么人民币对银元的市场比价就应该为5000:1。

但问题就出在此处，在1949年中旬，政府在各大城市给出的银元汇兑价格均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例如在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武汉开出的牌价为350人民币兑换一枚银元（大人头、小人头、帆船三版），^[3]而在上海，银元的价格被低估更为夸张，根据陈云的记述，在五月时官方给出的价格是一枚银元约为100人民币，到6月3日时已涨至720元。^[4]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政府出于充实国库的目的，才刻意压低了银元的兑换价格，外加人民币的持续贬值，^[5]因此在1949年中下旬，全国各大城市的银元行情都持续上涨，人民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黄金、银元及外币等“硬通货”。这般情形绝非是上海一地的独有情形，更不是所谓的“投机倒把”所致：

自十月十五日以来……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以七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京津已涨一点八倍，上海涨达一倍半，华中、西北亦与此相近……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两千八百亿元……到今天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

例如在武汉市，7月9日时银行的黑市价格达到了3250元，到11月21日时已达6400元，24日突破10000元，在26日达到了最高峰12500-13000元。在广州地区，政府于10月23日仍以1:2000的价格收兑银元，以1:500的价格收兑港币，而自然也引起了两者黑市价格的暴涨。

福建省人民银行于8月25日公布的收购价格为1枚2500人民币，之后由于福建本地人民币流通较少，在10月21日时甚至还降至2000人民币。在湖南省，7月时定价为一枚银元兑换1000-1200人民币，但部队普遍反映以这个价格无法购买到给养，因此在8月5日将价格上调到2000元。在广西省，12月时人民银行给出的汇兑价格为一枚银元4000人民币，但市面上的银元价格在12月27日时便涨到了8000元，之后继续上涨至12000元。而官方价格在次年1月25日才上调至每枚6000元。^[6]

而事实上，这场“银元之战”也并不像官方宣传一样最终取得了对“投机商人”的胜利，在人民币不断贬值的大背景下，政府最终还是将银元与人民币的价格上调至1：10000这个较合理的比价^[7]，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区还是继续选择低价征收：

而在当时政府工作人员的记述中，也可以证实1:10000才是较为合理的比价：

……到达安康后，我们发现人民币的币值特高，在周边地区的大城市西安、武汉等地，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人民 币才能兑换银元1元，这里只用6千元人民币就能兑换银元1元……我们分析，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针对这个问题是主动收兑还是任其发展，我在反复做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把比价赚回的差价详细计算，可为国家赚不少的银元。^[8]……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收兑价格也从6千多元的人民币涨到9千多元，后来涨到近1万元的人民币，才能收兑一个银元，至此我们决定停止收兑。

除银元之外，在广州地区人民币与港币对抗的情形也呈现了同样的情形。

广东一带长期以来就有使用港币的习惯，民间流通的港币数目非常可观。叶剑英在《广东社会情况和一九五零年几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任务》中曾经指出：“外币，特别是港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时间内占领了整个广东市场，深入到穷乡僻壤。” 据估计截止1949年6月，流通于内地的港币约有6亿元，其中华南一地就占了88%的份额。

在1949年10月23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将港币价格定为500人民币，而这个被严重压低的价格也在广州造成了和上海类似的“港币风潮”，港币兑人民币的黑市价格在11月24日就上涨至1470元，12月4日时已涨至3333元，而广州当局也采用了和上海方面同样的手段严厉打击地下钱市，但由于广州比邻香港，港币可以通过地下渠道不断流入，港币的黑市价格因此在重重打击下依然维持在3400元上下，最终人民银行只得在次年2月3日将港币挂牌价上调至3750人民币，凭借着高价收购才成功在民间逐渐禁止了港币流通。

而到了1949年底时，随着人民币的持续通胀，银元对人民币又开始了一轮上涨，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银元采用“低价冻结”的政策，所谓“低价”就是将银元价格固定在1万1枚，此时这个价格也已经难以从市场上收兑到银元，但由于银元的存量已经大幅度减少，因此并未造成之前一样的混乱局面。

在谈论完了兑换价格问题后，有关“银元之战”的记载，还有这么一段令人生疑的内容：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 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如果单看这段记载，会给人一种上海“投机商人”势力巨大，妄图对抗政府决策的印象。但只要稍一思考，就会发觉其中的漏洞：在1949年，政府在金融工作上的头号任务就是推行作为法定货币的人民币，同时将包括银元之内的一切货币从市场上驱逐。因此金融机关的任何本应是尽力用人民币收兑其余货币，又何必去维持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

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描写上海“银元之战”的文章对其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但只要翻阅一下当时其他城市金融工作的资料就能得到真相，当时武汉方面的记载就非常坦白：

由于对银元黑市的情况了解还不够，于是银行继续通过抛售大量银元来搜集更多市场情况。这种抛售银元的行为，不仅能够搜集市场情报，减少工作失误，而且便于工作人员顺利的打入银元贩子内部，为缉私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及技术方法。

根据所搜集的现有材料显示，武汉市黑市大宗买卖银元一般在木行、花行、皮革制造、私营银行或钱庄、金店银楼等行业，而专门投机的银贩或居间介绍牟厚利的人主要有“以政治破坏为目的之金融特务、以金店银楼的同业奸商、充当联系城乡之间银元买卖的经纪人、以及分散广布的银元贩子”。通过以上措施对这些捣乱金融者进行全方位的了解，争取到了控制市场的主动地位。^[9]

由此可见，抛售银元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钓出民间的银元交易者，以便之后的抓捕工作而已，而武汉方面在禁用银元的工作中也不止一次的使用了这种手段：

……除继续抛售银元外，银行在原有基础之上增加缉私队员数量，提高缉私队员的专业性，从人民银行华中区行、汉口分行、中国银行等银行选一批经过教育训练，较有社会经验、积极精干、吃苦耐劳，经济观念较正确的干部，共约四十人，分别组成三个工作队，划分十来个小组”在旅馆、商店、住宅等不同处所，设立工作机构以及银元委托抛售的据点约二十处。缉私队员化装成商人、钱贩、旅客等各种身份直接深入黑市，与银贩、买主打交道。

银行根据上级任务，按照实际情况，迅速组织、指派干部，将干部工作者分为五个小组，再次开展银元抛售工作。为防止引起其他银元投机分子的怀疑，银行利用原本想立功赎罪且熟悉银元黑市交易的积极银元贩子，委托他们自行找寻关系在专门人员的指挥下进行抛售。银行与公安局紧密联系，决定暂时停止缉私工作，避免缉私工作与抛售工作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现在回头再看上海“银元之战”的记载，那一切就显得合理了起来：

6月5日，华东财委在上海集中抛售10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上海市军官委员会主任陈毅在全市集会上警告投机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由于投机势力很大，10万银元投入市场后被一吸而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6月6日，在上海一个城区抛出1万银元，价格也毫无回落。

6月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推动各新接管城市人民币的推广工作。

6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

小结：在1949年时，由于内战双方都选择以增发货币的方式维持开支，这便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恶性通胀，迫使人民重新使用银元作为交易手段。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管理城市，也自然要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时也为了获取足够的外汇储备，政府便主动制造了所谓“银元之战”这一事件，从而将“投机商人”作为转移矛盾的目标。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事件中，上海由于其银元价格被严重低估，因此本地市场的反应也异常激烈，因此才被刻意塑造了“银元风潮”这一负面事件，而上海也不幸成为了被长久污名化的对象。

参考

参考

1. ^《财经战线的淮河战役》.李攀
2. ^《人民币的诞生与奇迹》.陈忠海
3. ^《建国初期武汉地区货币统一及管理研究》.孙鑫炎
4. ^《陈云传》
5. ^《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曹树基、郑彬彬
6. ^《建国以来广西金融史料》
7. ^资料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货币发行处金银管理科
8. ^《特殊方式的银行收兑》.丁文翔
9. ^《中国人民银行汉口分行关于武汉市银元黑市斗争工作总结自六月一日至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