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下的大多数答案似乎还是局限于截取后人所著的历史读本、论文片段开展结论、印象上的分析，也有基于刻板印象、存在特定路径依赖的回答，但还没有比较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对比的，我想尝试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发展。

我手里恰好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美国军纪并不好，又究竟不好在哪里的资料——即日本内务省档案中记载的驻日美军军纪问题（1945年），其中不完全记载了1945年8月30日盟军在横须贺登陆以来，35天内发生的831件占领军违法事件（统计不法行为1122次），因为是警方处理案件的纪要文件，几乎所有事件都有明确的时间经过，详尽到报案人信息和损失情况。

幸运的是，这些事件即使对最敏感的人来说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心理、阅读上的负担，所以我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把它们整理起来，希望以故事化的模式呈现给大家，帮助读者更具体、深入地理解美军军纪问题，尤其是破除那些以为性犯罪是驻日美军的主要特征，后勤供给良好的军队不会有严重财物犯罪的印象。

尽管如此，考虑到这篇文章很长，在话题开始前，我想强调下自己与高赞答案 @战击战鹰 的认识不同。答主虽然有考虑到历史背景（苏联与中共东北组织的互动关系、美军苏军在占领区选择的合作者不同）对军纪表现的影响，但没有充分深入这个领域，转进到其他我认为不太相干的领域上给出了苏军军纪比美军更好的结论，个人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此外，大概是黄包车夫的案例以后，高赞答案中指代的军纪就不是我所理解的“军纪”了，所以必须澄清“军纪”的概念，我的基本观点是：

1. 以二战时期及战后初期的状况来说，无论是美军还是苏军士兵，都有在外国占领区抢夺他人财物、实施性犯罪的行为，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此外，我们不应该忽视，外军纪律的好坏与他们选择的盟友，以及进驻国自身的政治条件有很强的关联，个人认为东北苏军军纪的变化应该被归于成功的政治组织及与外交互动，而很难说是苏军军纪本身很好的体现，因为军纪实际上不是静态、不受外力因素干扰的，而更像是与政治、外在社会因素紧密结合的动态。
2. 我们通常把“军纪表现”理解为“军纪”的外在标准，但两者其实是不同的概念。苏军确实比美军更重视“军纪的维持”，对违规军人进行严肃处罚，然而，这不代表苏军的“军纪表现”一定更好，在实践中——①取决于苏军有多大决心、能力始终维持军纪；②苏联军人在占领区表现出来的破坏欲，有时比美军更高（原因、猜想见第三条）；
3. 二战前后的美苏军纪问题实际上并不适合横向对比，因为双方面临的战争、占领形势截然不同，比如苏联反攻东欧过程中实际上始终是在“不友好的资本主义地区”建立占领统治，除却尝试扶持薄弱的左翼势力接管政权，与本地反苏地下势力对抗外，他们也倾向于向这些地区索取大量物资用于支持战争。而美军几乎总是在“友好地区”活动，他们没有与当地既有秩序为敌的需要。当美军在日本登陆时，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次占领行动是一场狂欢——①占领军士兵、占领区民众心理预期的微妙差异，②选择占领盟友的差异。在上述两点作用的影响下，即使没有苏联那样强力的军纪管制，驻日美军的军纪表现依然可以比同时期的罗马尼亚苏军更好（这个原因不单在经济、兵源，将“罪犯、兵源条件下降”作为探讨军纪表现的重要因素可能也是个刻板印象）。
4. 想要真正站在同等地位上比较苏军、美军的军纪，更合适的案例是冷战时期驻扎东西欧的美军、苏军，或者苏阿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的苏军、美军，但目前许多人似乎认为军纪是个静态因素，所以也就无视了动态环境因素的不同。

作为例证，以日本内务省的档案资料论述完驻日美军登陆初期的表现后，我会引用苏联占领罗马尼亚初期的档案资料，通过比较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我认为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可以供大家从侧面更好地认识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的地位。

1944年8月28日在克鲁格鲁亚斯克乡（Valea Călugărească），一群教养良好的苏军抢劫了列车，将车上的玉米与小麦分给了当地平民，但也因为破坏了从雅西大学图书馆抢救出来的藏书受到指责。

在苏联军事占领罗马尼亚的前十天，有人被当街射杀，有人一夜间被抢走所有积蓄。村庄在燃烧，父亲为保护女儿而死，被抢走劳动成果的伐木站向苏联军官申诉此事，对方表示他们应该知耻，罗马尼亚军队在苏联什么都抢，现在俄罗斯军队需要机器，粮食，木材之类的东西到柏林去。

而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应该留意到，在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最初十天里，那些被烧掉的房子里不少是地主庄园。希望从罗马尼亚人手中收回被掠夺财产的乌克兰人、犹太人回到了敖德萨、德涅斯特河沿岸及比萨拉比亚，宪兵站的长官被苏军抓到后枪毙，保王党与自由派寻求与英美联络，苏联政府选择暂时与临时政府合作，但也策划扶持一个成员不足千人的新政党作为他们在当地的新代表。最后，作为巴尔干的悲剧循环，罗马尼亚人又希望俄罗斯帮助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北特兰西瓦尼亚问题。

阴谋、背叛、革命的阴云笼罩在这个七天前仍是轴心国成员，如今通过一场政变，允许苏联无条件进驻的东欧小邦。这里既有民族矛盾，种族冲突，也有阶级对立。虽然政治体制上的对立、社会局势的动荡不是解释苏军在东欧军纪表现恶劣的唯一原因，但或许为我们提示了一对矛盾。

同样是占领阶段的最初三十天， 同样是以和平方式入驻一个大约千万人的前敌对地区。虽然苏军、美军违纪士兵在搜集战利品上存在同样的执念，但美军占领日本（1945年）的行动与苏军占领罗马尼亚（1944年）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现象：

1. 驻日美军（1945年）更倾向于通过霸占日本上流阶级的私人物品、汽车和房屋获得战胜国的快感，但他们没有以极端方式破坏富人的财产，也不太针对性报复旧政权人士。涉及抢劫、故意伤害事件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平民，此外在取证范围内，我暂时没有看到类似“劫富济贫”的案例。
2. 或许因为美国占领军与日本警察、旧统治机器、上层社会的对接更加顺利，同样是占领的最初一个月，驻日美军虽然打劫商铺和路人，在极少数案例中开枪恐吓不服从者，但没有烧毁房屋、枪杀平民级别的恶性案件曝光。令人惊讶的是，在许多案例中，当违纪美军看到日本警察为处理报案前来拯救受害者时，大多会停止犯罪逃跑，而不是干掉警察、受害者，默认了日本是个存在一定改造秩序的国家，而在那里采取相对克制的行动——尽管1945年9月3日（横须贺登陆第五天）以前，美军一度与苏军一样对旧政权警察展现出浓厚的敌意。
3. 1945年9月15日，美军占领行动开始半个月后，在川崎市木月町，三名美军士兵醉酒后在酒场寻衅滋事，开枪造成了占领行动以来第一名有记录的牺牲者（田中收，16岁，酒场老板长子），在警察到来前丢下枪、子弹和钢盔逃跑了。而同样是占领行动开始半个月后，在罗马尼亚，在强奸过程中枪杀警察的事件并不罕见，1944年9月10日，在罗马纳茨县（Romanati），六名苏军士兵连续抢劫民宅后，企图闯入当地学校时被罗马尼亚宪兵打跑，随后带着更多人手和自动武器回来寻仇。显然，违反军规的苏军士兵并不信任罗马尼亚的旧警察体制，也不认为当地有秩序存在，杀人频率更高。此外，苏联占领罗马尼亚前三十天，出现了苏联军官到宪兵站报复性营救因盗窃民宅被捕苏军军人的案例，并在事后报复了警察。
4. 在驻日美军（1945年-1947年）的回忆中，他们似乎相信自己在日本的“统治”是仁慈的，日本人对他们也很友好，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超出道德底线，毕竟他们在占领行动中没有刻意去报复平民，甚至是来拯救他们于水火。当有人指控他们的恶劣行为时，一种推卸责任的普遍心理是指出日本对敌国（美国）军民、俘虏做过更加残忍的事情。有趣的是，那名拒绝归还木材的苏联军官所说的话，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尼亚苏军（1944-1945年）有相似的情结。
5. 虽然罗马尼亚苏军进驻的地区大多是农村，驻日美军进驻的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东京、横滨、横须贺），但总结苏军在克拉约瓦市受到的投诉，我们会发现苏军、美军面临的指控是相似的。

闲话到此为止，接下来进入正题。在许多情况下，作为亲历者的历史人物只会在记录中留下主观、局部，乃至参考过同时代其他人评价，甚至是二手历史著作的“真相”，不同的视角与叙事会影响我们对某个具体事件的评价或判断，正因如此，将两种不同来源的回忆对照起来，产生的效果有时是1+1>2的，那么，就让我们以两个特殊的回忆开启这个故事吧。

我是最早降落厚木的美国人之一，也是最早前往横滨的那个，我好害怕，那太吓人了，上级派我去检查下横滨港，查看下那里的情况。我们想办法搞到一辆又小又破的摩托车，我就骑着它跑完了厚木机场到横滨的全程（24公里）。

路上我一个人也没见着，一个人也没有，心里却有种强烈的感觉，知道有日本人隔着窗户瞧着我。我真的吓死了！我到了横滨，街上也一个人没有，我都不知道哪里是港口，得找人问问，但谁也找不着，所以我走进一栋很大的建筑，想着也许能碰到谁教我怎么到港口去。

里面是个大厅，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银行，里面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用令人窒息的沉默凝视着我。我真的好不舒坦，高声问了一句：“有谁会说英语吗（Does anyone speak English？）”。

没有人回答我。

“有谁会说英语吗（Does anyone speak English？）”，迎接我的是更长久的沉默。

终于有人说他稍微懂点英语，我告诉他我在找港口怎么走，他转过头去，告诉大堂里的日本人，这个美国人只是想去港口，没打算惩罚任何人。所有人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我笑了起来，非常释然，他们也开始向我微笑了。

——亚瑟·科拉达尔奇（Arthur Coladarci），美国第八集团军先遣队，1977年11月11日采访记录

1945年8月30日，美国侦察队在横须贺登陆，部分人员被派到横须贺市内执行任务。上午11点30分左右，两名美军士兵闯入横须贺市小川町（横须贺军港附近）的鱼市，根据内藤健之助回忆，两人一边摆弄手枪，一边提问道：

会讲英语吗？（英語を話せるか？）

内藤健之助稍微懂点英语，如实回答了。美国兵随后在房间内物色了一番，选了把椅子坐下来，又找了张桌子拖来用，倒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过了会，他们提出想借个火，于是给他们送来打火机点烟，当内藤健之助服侍他们的时候，两人中更年长的（20岁左右）看上了那个打火机，很想把它留下来，于是内藤把打火机“送”给了他。见同伴讨到了好处，较年轻的那个（15岁左右）也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内藤只好把自己的怀镜“送”给他，两人乐开了花，就这样退去了。
——日本内务省·占领军不法行为记录，1945年8月30日

美军：胜利日的狂欢节

1. 左图是我根据1945年8月30日-10月4日，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发表的23份美军（盟军）不法行为纪要内容统计的（存在误差），右图来源于外事课在9月10日的内部统计，统计尺度与关注点与我不一致，但也很有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比较。
2. 9月26日-9月30日（橙色部分）之间的数据极少，仅有两例，均来源于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在9月29日所作的报告。一方面，实际报案与案件发生之间可以有超过一周以上的延迟，警方每天接获的报案不一定都发生在当天；另一方面，内务省后期报告中涉及的案件，与实际发布日期都有7-10天左右的延迟。再加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9月25日以后的驻日美军犯罪数量会以如此大的幅度下降，所以橙色部分内容可能只是因为没有完全统计，而不代表实际犯罪数量突然下降。
3. 虽说是官方记录，因为相当于工作日志性质，其中的内容不一定完全可靠，应当怀着辩证的态度看待。比方说，报案人告诉警察的是自己对事件的认知，不一定都是实话，也很可能不会告诉警方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这点缺陷与回忆录是一样的，但回忆录撰写时，作者往往已经知道了历史、事件发展的结局，也参考过同时代其他人的评价辅助个人回忆，所以在史料价值上不如日志、日记）。未纳入统计范围的1945年10月4日内务省不法事件报告中，提到了一起衣物盗窃案件，报案人坚持认为是驻日美军所为，但根据警方调查很可能是日本人作案——因为盗窃事件相对于抢劫来说更依赖目击者的证词与印象，所以存在更大的误差。此外，1945年9月9日下午4点30分的一起事件中，因为报案人违反必须凭票购买酒精饮料的经济统制法规，私自向美国人出售啤酒及明治天皇外挂相片一副，担心受到处罚而谎称遭到“抢劫（强制交易）”，导致警方对同一起事件出具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

什么是赠予，什么是征用，什么是抢劫。

这个在和平年代的正常社会里几乎不会引起讨论的话题，在战争与军事占领的实践中可以说相当微妙。 在同时代驻日美国人的回忆中，日本平民时常表现出一副恭敬、礼貌、好客的样子，但双方的语言隔阂十分严重，大多数日本人根本无法与占领军交流，只有看到日方视角下的相似案例，我们才能很方便地意识到，这种礼貌与好客的对待中很可能掺杂着恐惧的元素。

在美军对日占领初期的一些案例中，许多日本人是因为对方持有枪械，或单纯出于对战胜国军人身份的畏惧，因为心理上的压迫，在对方以肢体动作、眼神交流等方式提出请求后，毫不犹豫地将身上为数不多的财物当成礼品送给对方，或免费提供服务的，并在事后报警，那些没有报案的事件，则很难被历史有条理地记载——这种认知落差，也理所当然地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平行空间，在日本人的视角下，他们受到了“抢劫”，而在美国人的视角下，既然他们没有主动威胁，也就没必要认为自己在犯罪。

同样存在这种认知落差的，是占领军对民用物资、车辆、土地的征用行为。因为占领时代初期，盟军用于建造兵营、物资存放点的建筑材料、工具、通信设备，以及接收各种战俘营地、军用设施所需的载具、储备燃料不足，许多占领军军人在执行任务时会向日本政府、企业及民众征用上述物品，某些军人在征用过程中的表现是友好的，愿意向被征用者提供证明书及相关文件。

某些军人则表现的极端不友好，要么拒绝提供证明，要么觉得自己拥有占领军的征用文件及证明书就可以为所欲所，从拒绝接受军令的平民手中暴力强取他们想要的物件，例如，1945年9月1日美军拿着受领书要求收音机商人水野金二郎提供一台收信机、两只真空管时，在店主拒绝的情况下强行带走物品。1945年9月2日下午2点30分，京滨国道上发生的，日方认为是劫警的事件中，强行拖走警察载具的美国军人也没有感到他们的做法有任何问题，向提出抗议的日本警察提供名片后，迅速离开了现场。

而在征用土地的案例中，美军限期当地难民撤出的行为也显然招致了民众的不满。

这些在日本视角下是犯罪的行为，应该被完全等价为客观视角下的犯罪吗？

我认为是存在疑问的，毕竟军队实际上接受的是军事法律，而不是民事法律管理，要辨明这个话题，就涉及到军令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高于一般民事法规，是否可以强制执行，作为执行主体的军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如何——甚至根据观测者将美军占领日本的行为视作侵略还是解放，控制还是保护，这个标准存在很大的浮动空间。同样的，杀人与故意伤害问题，也会根据观测者的视角及具体案例存在定性上的差别（详细见「非财产犯罪」「争议事件」条目）。

幸运的是，即使将那些存在道德争议的情况都算作统计资料中的其他争议，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涉及占领军犯罪的1122次不法行为中，有884起（78.8%）都是有直接威胁行为的财物犯罪，仅有202（18.0%）起是有争议的事件，其中，争议事件在横滨美军占领行动开始前四天的8月30日-9月2日有着相当高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9月3日以后明显下降。9月7日-9月9日掀起的第二轮争议高峰主要与建筑材料的征用有关，可以推测是驻日美军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密集的建筑需要，载具征用问题在9月7日由美军宪兵开始负责案例中的所有车辆征用后明显下降，且在对待平民的态度上明显礼貌了很多，但在9月20日以后又出现了多起普通士兵暴力征用民众车辆的少许反弹。

以抢夺贵重物品、获取经济、生活上好处为目标的财物犯罪，在考据范围内都是压倒性的多数，其中750起是没有争议可言的抢劫，即不法分子在完全没有互动行为，或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以路边临时检查的名义夺取财物，或直接闯入当地有人看守的商铺、民宅抢取金钱及其他物品的事件。另有22起敲诈勒索，38起强制交易，34起盗窃。

将具体案例放到下一章节讨论，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立场是，无论美国军队的后勤标准及国民受教育水平如何，物质上的相对富裕或许会改变一国军人获取财物的选择倾向，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想从当地人手中得到更多或平行、或超出自身消费水平的财物，以及有战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

更糟糕的是，军人并不是占领类犯罪的唯一主体，因为诱发争议犯罪的心理压迫因素存在，占领国的非战斗人员，如新闻记者、轮船船员等平民，通过身穿美军卡其布军装，或者得到他们在军队内部友人的协助，完全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观察同时代驻日美国新闻记者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美国记者正在开展一次报道日本投降及当地民生现状的新闻竞赛，需要在载具、燃料、本地货币不足的情况下在不同区域来往，更因为安全考虑，他们随身配枪，这就引发了一些记者相关的犯罪：

失信者
1945年8月29日，两名自称杂志社记者的美籍人士来到东京向岛区的日通汽车工厂，请求借用汽油泵。然而，当时工厂内没有汽油泵，如实奉答后，他们又提出借用汽油，于是汽车工厂给了他们五加仑汽油。新闻记者千恩万谢，因为没有带钱，于是写下一张借据，约定三天内一定（べき，强义务）回来付账，就这样离开了——显然，当这起案件在1945年9月11日纳入调查纪要时，他们还没有回来。
拦车劫匪
1945年8月31日晚上9点左右，东京日比谷有乐町派出所的两名警员吉田清次、九岛德三郎在岗亭站岗时，遇到两名美国人（疑似新闻记者），上来就拿手枪对准吉田清次，等到吉田把自己的佩剑藏到看不见的地方，两人才敢近身，要求警察帮忙拦个车。虽然不太明白怎么回事，两名警员也就根据他们的意愿照做了。

他们拦下来的那辆车上坐着四个人，司机、退休的日本大藏次官及主税局长【保密】、啤酒公司的长某，以及太田某。等到轿车停下后，两个美国人马上举枪对准四名乘客，为首的大藏次官用英语跟他们聊了几句，就让同伴下车，让美国人自己开车往横滨方向去了。
半米长的手枪
1945年9月1日下午4点20分，东京市浦田区，两名美国人（疑似新闻记者）持有两把半米长的手枪（拳铳，原文称这种“手枪”有1尺5寸的长短）走到东京仪表会社门房外。恰好门卫在看自己左腕上的手表，其中一名美国人刷地一下就把手表抢走了，随后请求准备出入公司的东京仪表会社庶务课长为他们提供载具前往东京市区。课长为他们提供了两辆卡车，等第三名美国人搭车过来后，他们分乘两辆车往川崎方向走了。
新闻记者拷打上等兵
1945年9月12日傍晚6点，日本陆军上等兵桥川三郎（26岁）驾驶军车行驶在横须贺省线沿线，行进到神奈川县浦和市浦野乡一带，被两名打扮像新闻记者的美国人抢走日本刀一把。

除了新闻记者外，非战斗类型的运输船员也可以进行抢劫，这是个取决于胆色而不仅是身份的问题，如1945年9月2日中午，十五名美国油轮船员闯入横滨市鹤见区大金町的昭和产业株式会社工厂更衣室，抢走约一千日元现金，钢笔一支，怀表一枚，钱包两个，皮带两根，笔记本一册，电车定期票两张。

战败初期的日本好似一片任凭占领国公民游乐的废土，新闻记者穿着卡其布色的军装，合法合规地持有枪械，就连日本警察也不能准确区分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记者。对于遭受不法对待的平民来说，精确区分美国军人与非战斗人员恐怕也没什么意义。这种在不确定性边缘游走的人物，就是“废墟中的冒险家”——因为很难将冒险家与军人区分开来，这种现象进一步加深了占领型犯罪的复杂性。

遗憾的是，尽管可以做大致身份上的推测，我们对他们的事迹了解的太少。

与最初的担心相反，登陆部队和新闻记者没有发现任何敌意或仇恨的迹象。只有平静、礼貌的接待。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也发现胜利者并不是他们理解中嗜血、性狂热的疯子……1941年起担任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的拉斯·布里恩（Russ Brines）前往厚木车站时，腰间别了把点45手枪。（因为与麦克阿瑟同行）他与他的翻译得到了一张免费前往东京的车票。

卡尔·米丹斯（Carl Mydans）在一支侦察部队帮助下抵达横滨港，后者负责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到来把守这座城市的安全。起初，米丹斯准备乘坐吉普车前往东京，却被美军设置的路障拦住了，最后，大部分新闻记者都像布里恩、米丹斯一样，登上了由横滨开往东京的拥挤列车。

他们穿着卡其布制服，手持武器，与身着落魄战时服装的日本人擦肩而过。后者好奇地望着他们，礼貌地点点头。布里恩说，战前只需要一个小时车程的路线，现在需要三个小时，三等舱的车厢太过拥挤了，以致于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没人讨厌我的制服，也没人愿意多看一眼。

戴夫·邓肯（Dave Duncan）随同美国第三舰队抵达横须贺海军基地，同样选择搭乘火车前往东京。在个人摄影集『扬基漫游者』（Yankee Nomad）中，他说「每辆车都塞满了日本人」，「当日本人突然意识到美国人在他们中间时，每个人都简单地鞠了一躬，非常轻微，似乎为自己与同胞在这种时候提供如此拥挤的交通工具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记者们走出东京车站，发现房屋和建筑物被毁，人们的生活状况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纽约时报』的罗伯特·特朗布尔（Robert Trumbull）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二十周年特辑中提到，在新桥、银座、丸之内附近，东京依然称得上是座城市，但其他地方基本沦为废土，不论从哪里举目望去，都可以看见几英里外的一片废墟。

邓肯补充道，「只有那些早已离去或死去的店主们废弃、生锈的保险箱，如熏黑稻草人般的砖制烟囱，标志着这里曾是亚洲最伟大城市的中心」，但在灰烬中参观时，他发现人们生活在残垣断壁下的洞穴里，在小块土地上种着蔬菜。
——Charles Pomeroy『驻日外国记者』（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Japan），2011年

财物犯罪：综述

财产犯罪，在驻日美军的案例下， 即以获取金钱、财物、纪念品、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犯罪，因为美军士兵与日本平民语言不通，大部分案件都是一目了然的抢劫案模式——我来，我见，我抢。尽管如此，涉及抢劫的犯罪在形式上也是千奇百异，以犯罪者的作案思路来说，主要涉及五大类。

检查者：美军士兵在检查站内盘查路人时，通过身体检查，直接拿走搜集到的贵重物品。

可能因为这种原始模式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很容易被宪兵以查阅排班表的方式调查出来，勒令归还赃物，9月3日以后基本不再出现。再加上美军开始适应日本的街道与环境，这种犯罪开始被街头随机的盘查行为取代，通过2~3人的美军组合在路边以临时检查的名义，要求路人打开钱包，或者直接搜身，更难被抓获归案。也有人连检查程序的名义也懒得保留，举例来说：

卡车贼
1945年8月31日午后，横滨市南区永田町的住民海野锦（54岁）在街上正常行走时，身后突然停下两辆美军卡车，车上的人好像有什么事情一样叫了一声，跳下三个手持步枪的人，一言不发地走过来，抢走了他露在外面的铬制手表。他看到两辆卡车的编号分别是2号、271号，事后选择报警。
吉普贼
1945年9月2日晚上8点30分，东京警察田中喜久雄、尾关正雄、高柳藤四郎在夜间巡逻时，遇到山手方向行驶来的美军吉普车，车上的两名士兵持枪勒令他们交出身上的钱财，各自拿出120日元、60日元、10日元成功过关。
您会讲英语吗？
1945年9月7日晚上9点20分，东京麹町区丸之内，会社员岛村六郎（37岁）在路上行走时，看到五名美军士兵从东京站方向晃悠过来：

您会讲英语吗？（お前は英語を話せるか？）

岛村说不会，只见一名美军士兵过来，抬起他的左腕，将被害人的手表夺走。放到耳边确认了下音色，高兴地说「OK」（行了，好表！），就这样往邮船的方向去了。

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犯罪显得相对“和平”，没有多少涉及暴力的表述，但1945年9月15日晚上7点30分，横滨港运株式会社偏门外发生的抢劫案中提到，先有一名涉案美军从背后绞住受害者的脖子，再有人举枪从前方接近检查身体，强取他的财物。

强闯者：2~10人以上数量不等的美军士兵直接闯入店铺、民宅内夺取财物。

一套符合刻板印象的完美入室抢劫流程中，美军会通过敲门等手段先引起对方注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屋内情况，担心被当成一般入室抢劫者遇到麻烦，所以通过这样的手段表明身份，使屋内平民在恐惧中放弃抵抗，要么从房子里逃跑，要么接受被控制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案件的涉案金额一般不会比有选择的街头抢劫高出太多，个人怀疑是因为政治家、富人的宅邸，以及大商店之类很难闯入，且美军闯入者对屋内环境不熟悉，出于躲避警察与宪兵干预的需要，不能浪费太多时间搜集赃物导致的。而在街头抢劫案例中，即使是富人也有需要他们的仆人带钱出门的时候，普通工薪族从银行取钱回家前，也没有太多藏钱的办法，所以得手后的金额会很高。

因为入室抢劫的金额不大，出于人数较少有利于分赃的原则，这类犯罪的参与者人数不会很多——或者干脆不是冲着抢劫金钱而来，美军内的性犯罪者也热衷于采取这种强行闯入、带走的犯罪模式。

一个对潜在受害者来说不知是否有用的信息是，当美国兵从前门闯入开始搜索他不熟悉的房间时，许多人都是尝试从后门逃跑时被抓住的，因为会有数量不等的美国兵在后门埋伏逃跑的人，在参与人数较少、没有人在前门放哨的案例中，有过受害者成功从前门逃出向警方求救，而她的女儿从后门逃跑时发生不幸的案例。（参见本文「性犯罪相关」统计条目，1945年9月15日晚上9点30分，神奈川县藤泽市下藤1-136号早川文子家的案例）

此外，准备充分的美军士兵会对他们准备入侵的房子进行事先侦查、盯梢，可以知道哪些男人和女人出入过房间，以及户主的作息，躲起来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最后，性质较恶劣的犯罪经常发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此时盟军宪兵、警察及大多数邻居都处在休眠状态，即使大声呼救，也不一定有人来阻止犯罪——有趣的是，这些人对阻止恶性犯罪似乎出奇的管用。

欺诈者：美军军人以正常交易者的姿态与店主、日本人接近， 在他们放松警惕后趁机犯罪。几乎每一起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些人似乎是临时起意，趁着店主去拿货时偷走柜台上的东西，有些人仗着语言不通留下很少的交易品（强制交易）走人。有一桩特殊案件发生在1945年8月31日，横滨美军登陆次日，有民众举报说遇到美军在街头搞“一颗糖换手表”的把戏。

借宿者：驻日美军登陆初期，因为美军没有合适的军营驻地，在向政府、学校、电影院等公用设施借宿期间，会发生涉案人数较多的集体案件。如1945年9月2日横滨登陆美军（第一骑兵师）借宿横滨地方裁判所大院，9月3日退宿后，抢走法冠、茶具、钢笔、钟表、香烟、钢盔、小刀、司法书籍等检事们的私人物件。

对于长期借宿的建筑来说，损失无疑更加严重。

同样是1945年9月2日开始借宿，9月11日退宿的横滨市神奈川区役所（区政府，由第八集团军骑兵部队、第246炮兵部队共同借宿），在一周内丢失现金12551元75钱，政府勋章120枚（金鵄勋章10枚，从军勋章50枚，其他勋章60枚）、红十字会勋章370枚（有效章10枚、特别社员章60枚，普通社员章300枚）、水难救济会勋章160枚（正式章60枚，特别会员及普通会员勋章合计100枚），恩赐木杯两组【其他恩赐类物品损失情况，因文件保存问题已难以辨认】，官币神社供进使套装2组、毛毯60件、被子50件、蚊帐10张，草席两台（及其他寝具用品若干），鲑鱼罐头18箱、威士忌20瓶，钢笔及其他杂物约六百件，此外被美军使用过的桌椅、电话、电灯等用具也有不同程度的丢失与破坏。

1945年9月8日受到进驻（第八集团军、第11空降师）的庆应义塾大学工学部预科实验室、宿舍也有大量贵重物品被盗，9月27日前后，具体涉案数额仍在调查中。

探宝者：许多被美军空袭摧毁的土地上露天放置着一些保险柜等盲盒，因为各种原因无人认领，可能已经失去主人，或者因为主人出征、逃亡乡村避难等原因暂时无法回收，一些美国军人会组队探索这些废墟，将这些归属不明的保险箱打开，发掘财物后带走，导致附近居民、管理者、失窃者向警方报案。

通过简单统计美军抢劫的物品数量，我们可以发现，最受欢迎的物品是钟表（特别是手表），其次是武具、钢笔之类。手表与怀表是美军登陆后最早开始收集的东西，这般隆重的欢迎一直持续到内务省报告结束的1945年10月4日。

手表！手表！
1945年9月2日晚上7点，五名美军士兵乘车来到日本桥十字路口，向白木屋电车站等待班次的日本人喊道「Watch，Watch！」，抢夺了8枚手表后逃走了。

打劫钟表店
1945年9月1日下午2点30分，四名美国士兵闯入横滨市中区太田町的大宝堂钟表店，抢走两块手表，一块怀表。

手表店大劫案
1945年9月12日下午1点，东京南千住6-21号的钟表店，表商向井忠三（49岁）接待了三名来访的美军士兵（一名军士长、一名中士、一名技术下士），其中一人提出想以500日元左右的价格购买一支手表，但店家遗憾地告诉他那支手表是非卖品。就这样，他的同伴们骚动起来，一名来客手持步枪，穿着脏靴子就走进内店，想要抢走一支正在修理的手表，就在大家手忙脚乱地阻止他的时候，他的两名同伙趁机扒走了差不多20块手表，乘坐汽车（8260号）逃跑了。

诸如此类的钟表抢夺事件在整个占领时代初期不断上演。

或许因为登陆之初低估了日元的价值，占领军初期的财物犯罪很少涉及日元现金。早期被搜刮的物资主要是钟表、武具之类的实物，以及其他纪念品。

然而，日本战败初期，因为统制经济模式及价格管制尚未崩溃，日元依然具备很强的购买力——只是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凭票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合法物资，以更高的价格从黑市购买非法物资，而美军没有理由让自己受到这条规则的约束。

当时，日美元汇兑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10日元，实际日常交易中使用的汇率为1美元=15日元，当美国人开始融入日本本地的消费体系，不受票据约束、无限制地以官定价格购买日本消费品之际，他们很可能发现日元远比想象中值钱，以美元购买日本商品、服务非常不值得。正因如此，日元钞票、债券等以当地单位结算的有价纸质品很快成为犯罪者青睐的对象。1945年9月8日前后，大多数由美国人进行的拦路抢劫都转变为以获取日元现金，而不是纪念品为目的，直接引领了9月9日、9月10日前后的第二轮对日抢劫高峰。

此外，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种新兴犯罪形式诞生后，美军内部出现了以更实惠的汇率，以美元兑日元的销赃渠道，与严重失衡的日美元官方汇率形成拮抗，助长了这种犯罪膨胀。

与这种变化趋势相似的是，随着时间的演进，美军盗窃物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比如没有纳入统计范围的还有衣物、眼镜、领带、皮带、烟斗、烟盒、小刀、英日词典等杂货，以及洋伞 、乐器（小提琴、钢琴）、高档服饰等一般奢侈品，钢笔也后来居上地成为硬通货，抢劫香烟的事件反而非常罕见，时常被美军用作与日本人以物换物的硬通货，而且非常高看香烟的价格，将他们在军队中的交易习惯带到了日本，这显然给尚未适应以美国香烟为单位开展黑市交易，遵纪守法的日本人带来了实践上的困扰。

1945年9月6日，数名厚木机场来的美军士兵来到神奈川县高作郡的米店，强行带走一捆（俵）马铃薯、一捆木炭，留下五包香烟离开了。

1945年9月9日下午3点，五名美军士兵来到东京新桥杂货商山田一藏的商店，买走三尊布袋佛像、两只钟表，总价值437日元，向店主支付1美元（15日元）和几包香烟后离开了。

1945年9月11日十名乘坐卡车而来的美军士兵向金子弥八的仓库购买近四十千克土豆，留下一个大型空罐头，六个小罐头就算是付账了。

1945年9月1日下午4点，美军士兵闯入镰仓市酒商山田富藏家，抢走准备配给邻组的两升日本酒，留下两袋军粮作为交换。

就像美军军人在9月下旬试图与一般日本人进行砂糖换日元的交易一样，这些微妙的案例似乎说明驻日美军在登陆初期想要出让自己身上的剩余消费品，向日本人交换想要的东西，此外，他们有很高的烟草冗余，但很缺酒精饮料，这就构成了驻日美军在战后初期很有特色的酒精、饮料类犯罪。

财物犯罪：酒精、饮料类犯罪

驻日美军很喜欢喝饮料，但不知是因为登陆初期酒精、软饮料等物资出现断供，还是美军对酒精饮料存在更严格的管制，获取饮料的热情使得他们企图从日本人手中得到这种“生活必需品”——即使日本的酒精饮料也是战时严格限量供应的。

最初的案例发生在1945年8月31日，横滨美军登陆第二天，有四、五名美军士兵在横滨市市场附近拦下了一辆日本货车，正当被拦路的司机担心怎么办的时候，得手的美国人从车上扒了些啤酒后，跟兔子一样跑了。同一天，在神奈川县三浦郡叶山町，有20名美军士兵以临时检查的名义，闯入札幌商人小田良治在当地的别墅，在屋里找到啤酒后就喝了起来，还不忘问这家人他们的啤酒是从哪里买的。

1945年9月3日下午1点，美军士兵闯入镰仓市小仓町常设消防署内，未经所有人（甲务义男）同意，喝掉了他的五瓶日本酒。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1945年9月8日，当时东京京桥的明治屋在经办京桥税务署的配给物资（威士忌），雇佣工人在那里卸货，被一名美军士兵看到后，显然馋了，到店里问了下他们搬得是啤酒还是什么，得知是威士忌后，马上从车上扒拉两瓶跑了。

同日中午12点30分，还有三名美军士兵闯入大日本啤酒会社工厂，要求厂房管理者与工人提供啤酒，被告知厂房内不卖啤酒，让他们到销售门店购买又不肯，随后直接闯入事务所，把作为员工配给物资的半打啤酒喝掉了，又想捞走另外两打。为此，打工人要求他们支付50日元补偿金，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美军在没有付任何钱的情况下逃走了。

除却这样的事件外，另一种情况是美军在消费其他服务时要求户主、店主提供免费的啤酒。比如1945年9月1日在厚木町的洗衣工厂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店主可以向警察抱怨这样的行为，警察可以把问题反馈给终战联络委员会，但总之酒是喝掉了，金额也不够刑事立案的。

啤酒之外，普通饮料也是受欢迎的，比如1945年9月2日下午，两名占领军士兵来到藤泽市藤泽广酒店时，抢走的是两箱苹果汁。

虽说与酒精、饮料类犯罪相关的不法事件大多是抢劫案，透过两起乌龙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一般守法美军获取酒精饮料的普遍做法应该是购买，即使这么做严格意义上违反了日本的统制经济法规。

1945年9月9日下午4点30分，东京市京桥区木挽町，日本警方接到报案，神田川料理店店主黑岩源三郎（54岁）称，他的店内闯入大约十名美军士兵。看到如此多持械人员涌入后，黑田带着家人害怕地躲到三楼，留下十名美国兵在店内搜罗了一圈，打开冷藏柜，拿走店内18瓶啤酒，付给黑岩20日元和两包香烟，说了些明天还会再来这类的话，就这么走了。啤酒在当时是战时配给品，必须凭票购买，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报警的原因，警方在最初的报告中也采信了这个说法。

然而，大约十天后，店主的谎言可能被拆穿了。

根据最新的案件简报，警方认为起初来到料理店的只有五名士兵，黑岩源三郎也没有带家人逃跑，而是与他们完成了第一次交易，以10日元的补偿给对方五瓶啤酒。此后，这五名士兵又前往附近的开光电气株式会社讨要酒精饮料，以1盒加6支香烟的代价得到一升日本酒，最后又折返到黑岩源三郎的小店，成功以10日元的价格再换走五瓶啤酒。更糟糕的是，当时料理店内挂着明治天皇的御相，美国兵对这张画很感兴趣，请求店主转让给他们，黑岩源三郎就以五支香烟的价格把天皇也卖了。在店内喝酒期间，美国兵还问过店家是否知道慰安所的事情，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们喝完酒，又以五包香烟的价格买下五瓶啤酒，往新桥的方向去了。

大约一小时后，1945年9月9日六点左右，又有七名乘坐汽车的美国军人来到他的小店。这些人跟前面五个不一样，帽子上有个船锚，好像是海军陆战队的人。为首的是个军官，手下有两名下士官，他们抢走了店内最后三瓶酒，也往新桥方向去了。

第二起乌龙事件同样与酒精饮料有关，涉及日本警察试图阻止美军以香烟换取啤酒，要求他们支付货币交易的尝试，以及围绕这项争议发生的双边互动。

1945年9月13日，东京鸟居坂警察署警员石川清四郎（24岁）在麻布区一之桥附近指挥交通时，遇到三名乘坐吉普车的美国军人（一名下士，一名技术下士，还有个看上去也像士官），要求警察上车引导他们去找卖酒的地方，遭到拒绝后持枪绑架。四个人起先来到银座十字路口附近的啤酒店，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就这样原路返回时，美国人看到沿途的居坂酒井亭（料亭）外厅放着排啤酒，就到店内强要了两升五合的日本酒回到吉普车上。警察见到后，问他们这些酒值多少钱，他们回答50日元，正准备从吉普上整六包香烟付账，警察说这样是不对的，强令他们付钱，于是美军扒了警察的衣服，从里面搜刮出40日元付给店主，留给警察六包香烟，乘车跑路了。

在酒精、饮料类犯罪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就是抢劫酱油。因为欧美人没有普遍使用酱油调味的生活习惯，加上初来乍到的缘故，某些美国人分不清哪些是酒，哪些是酱油。可能因为葡萄酒跟酱油的颜色有点像，或者包装瓶与日本酒有相似的风格，总之美国兵看不懂日文，晚上黑灯瞎火也分不出来。

1945年9月5日凌晨0点30分，有美军士兵闯入经营调味品配给业务的河村清造家时，抢走了店内的瓶装酱油，随即到附近的马路边开瓶畅饮，一口就把那东西扔掉了。虽然酒没喝到，人显然是上头了，又转身回到那家店里搜刮了一番，最后带走一面日本国旗。

1945年9月23日东京神田区，美军士兵闯入公司职员花见【字迹不清】雄的家宅盗窃时，失窃物品包括9瓶啤酒，4瓶酱油。1945年9月13日傍晚6点30分，横滨神奈川区篠原町590号，四名美军士兵闯入臼井绫藏店铺时，也是抢了三瓶酱油就走了——这次他们没有当场打开，也没有再回来。

如果说把酱油错认成葡萄酒本身还算是一种比较可爱的错误，美军士兵的表现就不一定可爱了，比如事情涉及人身伤害的时候：

1945年9月18日下午1点，五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中区樱木町7-42号吉田福松（35岁）的玻璃店时，其中两人控制住店主，对他实施殴打的时候，另外三名闯入内室的美军士兵一边把店内的空啤酒瓶往嘴里灌，一边把它们砸碎了，最后拿了一堆邻组配给的食用油装上吉普车，就这样跑了。

以及涉案数额较大的时候：

1945年9月1日下午1点到4点之间，约五十名美军士兵乘坐卡车来到横滨市中区的惠比寿啤酒馆（エビスビヤホール），闯入仓库拿了一万瓶啤酒（玻璃瓶装），420桶生啤酒（约420升），50箱汽水（1500瓶）。与此同时，同行者中又有30名士兵闯入附近的食品店「明治屋」，取走仓库内的日本酒六箱（60瓶，每瓶1升），酱油若干，没有付钱就走掉了。

更糟糕的是，许多不法犯罪，乃至性质更严重的公共威胁问题是在美军醉酒后发生的，除却比较常见的醉驾问题外，还包括：

醉酒操作电车
1945年9月2日傍晚6点，两名烂醉如泥的美国兵在横滨市中区尾上町电车站乘上电车，行驶途中将电车司机赶出驾驶位，胡乱操作手柄，导致电车急刹。女性列车长头部轻微受伤，所幸没有发生事故。

醉酒操作出租车
1945年9月21日下午2点，帝都自动车交通株式会社出租车司机土屋龟吉在银座四丁目附近接到两名美军士兵，两个人已经喝得很醉了，却还是要司机带他们在市区里兜圈子，到处找酒场喝酒，就这样等到晚上10点20分，两个人给了司机20日元，让他下车帮忙买啤酒，然后就把出租车开跑了。虽然车钥匙还在两人手上，考虑到他们在车上多次饮酒，警方估计他们想跑也跑不远。

醉酒操作步枪
1945年9月8日下午4点30分，两名美军士兵持枪闯入东京涩谷区宇田川町高木三九郎的店铺，穿着脏靴子走进了二十平（六坪）大小铺着榻榻米的店面，恰好在店内的马场时雄（33岁，曾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会讲英语）请他们把靴子脱掉再进来，两人照做了，接着就提出自己的威士忌、啤酒什么的都喝完了，想要找点酒喝。马场时雄遗憾地告诉他们，店里已经不剩下多少酒了，提出把自己点的一升酒分享给他们，美军很感激地想给他一些补偿，但被马场谢绝了，三个人就一起聚酒。酒过三巡后，两名美军好像喝断片了，其中一人拿起步枪就往前上方砰砰打了两枪，另一人见状，赶紧夺下他的枪，对马场说「别担心，这家伙还没醉！」，就带着他一起离开了。

事后查明，这两发子弹打在了酒屋对面松竹电影院上方的外墙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醉酒燃放烟花爆竹
1945年9月2日晚上9点，东京向岛区寺岛町东武铁道株式会社的电车轨道沿线，由须崎町方向步行过来九名美军士兵，估计是喝醉了，在电车到站时竟然向空中放枪，吓坏了附近的一般民众。所幸他们没有做其他事，正常搭车离去了。

与不断以香烟为代偿物交换酒精饮料的趋势不知是相合还是相反，虽然香烟也是日本民间的紧缺物资，驻日美军登陆初期很少抢劫香烟，首次发生在1945年9月1日上午，一批在厚木机场附近巡逻、休息的日本警察被抢走随身物品时，顺便捎走15克烟草。另一起数额较大的发生在1945年9月9日上午11点，五名到千叶县馆山市视察阵地的美军士兵闯入专卖局事务室，窃取朝日牌香烟11包（每包20支），光牌香烟50包，除此之外没有值得关注的记录，与抢夺酒精、饮料相比是完全不同量级的犯罪，可以推测驻日美军初期存在比较大的烟草冗余，但很缺酒精饮料，以致于部分美军军官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种违法犯罪活动，他们看上去比普通士兵有钱很多。

威士忌欺诈案
1945年9月17日傍晚5点左右，两名少校军衔的美国军人来到东京中野区竹【字迹模糊】町22号的国民酒场喝酒，这家的店主是畑野忠胜。两名美国人出手极为阔绰，喝了七瓶威士忌就付了99元35钱。离开时又找店主购买四箱威士忌（市场价1440日元），实际付账1000日元离开。原本这次交易也算结束了，大约晚上7点30分左右，两人又折返回来，向店主赊账购买十箱威士忌，市场价3600日元，两人称先把酒拿走，等回到帝国饭店再拿钱回来，不料一去不复返。

诚信交易的威尔逊中士
1945年9月7日下午4点，两名美国兵来到东京大森区新井宿的一家杂货店，领头的展示了一张身份证明，上面写着W·H·威尔逊（ワイルソン），自称是一名美国陆军中士，想要来店内购买爽身粉，消费50钱后离开，临走时被怀疑趁店家不注意，偷走一块手表（犯罪嫌疑）。

这起盗窃案发生近一周后，日本警方接报。

1945年9月7日上午11点，同样是这名自称威尔逊中士的人，曾带着两名士兵来到新井宿的国民酒场（店主青木新太郎）。这里的酒是限量销售给附近居民的，然而此人相当蛮横无理，先是勒索店员卖他酒喝，又跑到附近烟草店，强行购买政府供应给民众的配给品，完事后回到国民酒场接着吃酒，向店家索要酒食，得知这里不提供食物后，又跑到另一处供应点，一次就消耗了15斤单位的配给粮。虽说威尔逊中士吃喝应该都是交钱的，因为配给制度的存在，附近居民对此人的存在感到不安，求助政府干预。

财物犯罪：军民互动类事件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那样，当美军缺少物品（比如建筑材料、汽油等）向附近的住户借用时，即使没有威胁行为，对方也可能报警，这种事件在统计中我们会优先算作其他争议，而不是犯罪。尽管如此，将这种做法归为有争议的征用行为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事实上，许多美国士兵有在自己缺少任何非必需品的时候，直接向民众要求“征用”的不良习惯，表现上也不一定照顾体面，随意到不知缺了什么东西就会找当地人帮忙的程度：

想吃梨
1945年9月12日上午11点，两名美军黑人士兵闯入斋藤咲（さく）家中抢走三个梨。

想吃鸡
1945年9月15日下午，居民持田藤平在行走时，被七名乘坐汽车的美军抢走一只鸡。

想打火机
1945年9月2日下午1点，东京田町的加藤工具商店闯入六名美军士兵，持枪对店内的人指指点点地物色一番，最后拿了个打火机跑了。

想百元大钞
1945年9月1日下午1点，横滨市民久保正雄（46岁）从银行取用两万日元出来后，一名美军士兵从他那里抢了张一百日元的钞票跑了。

想便当盒
1945年9月7日上午11点30分，立川市紫崎町，在市役所附近通行的中川末次郎（35岁）被两名美军征用便当盒一个。

想土豆、胶水和水桶
1945年9月2日中午12点50分，五名身上有红十字会标志的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中区的观音市场，取用十罐胶水、1.5kg土豆、一个水桶，没有付钱就走了。

想穿鞋
1945年9月8日下午1点，三名喝得烂醉、光着脚的美军士兵闯入东京神田区淡路町的平野菊太郎家，在家中物色一番后，拿了双黑色短靴就跑了。

想理发（可能是乌龙事件）
1945年9月16日下午2点30分，数名美军士兵来到横须贺市荣町52号理发店，店主铃木文（フミ，50岁女性）与另一名女性店员逃跑了，美军拿了五个理发推子离开了。

想洗衣机
1945年9月22日上午11点，东京涩谷区中通町2-17号的道路上，群马县平轮寺的田中宗二郎被五名美军士兵抢走一台洗衣机，当时美军乘坐的卡车上印有“0686R（【字迹模糊】都）”的字样，右门处还有数字“14”。这批美军的驻地位于东京鹤见区的日立工厂。

想汽车
1945年9月2日上午10点，横滨警察在厚木航空基地附近驾驶货车通过时，基地内的美军突然开枪射击，警察赶紧下车避难，美军就将货车开走了。

想自行车
1945年9月6日下午1点，四名美军士兵驾驶汽车行驶到东京立川市昭和町，其中一名美军士兵直接下车，闯入一家店铺后，就把停在那里的一辆自行车（所有人：田村安次）抢走了。

在这种美军随时随地对当地人有需求的背景下，掌握英语，或者至少能够与美国人互相理解对方的意图，是一种很有必要的技能。1945年9月1日、9月2日前后，占领军与日本人的互动感明显增强了——除却犯罪事件增加外，各类伴随着的交流过程，有军民交际的互动类犯罪也随之出现。相较于早期平淡无奇的抢劫案，这些伴随着的交流过程的事件在细节上更加丰富。

比如说，1945年9月2日下午1点30分，三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神奈川区入江町的石井铁工所后，先把橱柜之类的储物架都翻了一遍，没找到多少合适的物品，就想请小工们帮他们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可惜小工们也没有钥匙，被大家招待着吃了点葡萄就走了。

1945年9月2日晚上七点，四名来自第58空挺队（不明空降部队，原文如此，可能是第11空降师下属部队）的士兵来到东京每日通讯社索取10加仑汽油，得到想要的东西后，屋内三个人中有个走了，剩下两个人提出要新闻记者带他们去逛红灯区，在编辑局长广富先生、欧美记者井上先生陪同下，由须崎先生带路消费。其中一名士兵没有带钱，每日新闻社的员工也没有替他付110日元的账单，就这样回来了。

1945年9月3日下午5点30分，一名美军士兵走到横须贺水雷学校附近站岗的三井敬一巡查那里，伸手做了个「把钱拿来」的动作，三井只好把自己的钱包交给他，里面装着一张10日元纸币，美国人拿走了它，往里面塞了一美元（官方汇率：1美元=10日元），以及三张像银票一样的玩意儿，然后润了。

正如第二、第三个案例体现的那样，除却“征用财物”外，1945年9月1日登陆第三天前后，美军对当地人萌生两大重要诉求分别是：问路、兑换钞票。

木头人和逗笑人
1945年9月1日晚上10点15分，一辆黑色日产汽车停在东京品川区大井立会川巡查派出所前，车主是一个衣服开襟的美国人，喇叭裤，腰间别着手枪，车上有两名身着鸳色（暗红色）晚礼服、烫过发的日本女子（大约26、27岁），一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后排。不论说英语还是日语都很流利，只是说日语似乎带点翘舌音，警察觉得她们可能是日裔（疑似）。车后座除了一名女子外，还有一名美国士兵，装束上跟车主一样。

两名美国军人下车后，走到派出所外的岗亭，当时站岗的是中江巡查（40岁，不懂英语）。他们朝中江说了些什么，或许见他没有反应，就走上前来，伸手去摸中江巡查的佩剑，把刀刃都拔了出来。

整个过程中，中江巡查什么也没做，站在那儿随便他们摆弄。两个人摸了摸他的刀，又摸了摸他的身体、手和下巴，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最后把刀还了回去。

在就三人进行神奇互动的时候，日产汽车内响起的呼喊，引来了派出所内休息的赤池巡查，副驾驶座上的日本女人告诉他，他们准备去东京目黑区尾山台的住处，结果迷路了，想来派出所问路，不小心就搞成这副鬼样子。在她的中介下，十分钟后，美军士兵终于知道了前往那里的方法，连声说着「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就重新上路了。

在不懂英语而被美军动手动脚的人中，因为有个中间翻译的存在，中江警员的的经历尚且是幸运的。1945年8月30日，横滨美军登陆首日，驻防部队想要调查港湾生态时，曾让两名船长担当向导，到了晚上又抢走他们的怀表。

1945年8月31日晚上10点30分，横滨市保土谷派出所也迎来了三名美军士兵，在警务大厅说了一大堆英语，似乎想寻求帮助，但值班人员里没一个听得懂的，只好把他们晾在那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最后，美国人闲逛到派出所办公室里拿了把武士刀（警部鹫田贤治的私人物品），就这样逃跑了。

1945年9月1日下午5点30分，东京麴町警察署的巡警赤坂要三郎（31岁）准备前往日比谷十字路口上班途中，被四名美国人（不清楚是军人还是新闻记者）用枪顶着带进了大同生命会社五楼，夺走了他的帽子和佩剑，朝他脖子比划着要杀头，像是要拷问什么，说了一大堆叽里呱啦的话。赤坂听不懂英语，几乎被吓死，幸运的是，屋内有一位20来岁的日本女性（国籍不明）似乎通晓他们的语言，告诉赤坂这些美国人只是在找喝酒、玩女人的地方，但不知道怎么去，希望他带路。因为赤坂平常不爱做这些，得知意图后，马上回到丸之内警察署，联系到关系人士带他们去花柳巷，美国人很高兴地归还了帽子和佩剑，允许他继续去上班。

这些案例相当明确地提示了在日本战后初期的混乱社会中具备英语技能的必要性。在那个“充满机会”的年代里，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即使一个人不是正规翻译，也可以现场面试上岗。

1945年9月1日正午，美国水兵乘坐汽车来到东京京桥区日之宫海军工业部胁名事务所，询问有没有人会讲英语，事务所内有人稍微能说几句，得知他们想去日本桥的三越本店，就做了他们向导。回到事务所后，美国人向事务所索要雪茄、威士忌，带着那个“翻译官”开车往横滨方向去了。那个人的家在镰仓，可能是送他回家。

尽管如此，通过解决语言障碍能够解决的事件，仅适用于交涉的美军对象无意犯罪的情况。1945年9月1日傍晚6点，三名美国士兵在一名日本女性陪同下来到银座松坂屋时，购买日本国旗一面、日本刀三把、短刀一把，总价3000日元，实际仅付给店家1000日元，就这样乘坐帝都自动车会社的出租车（车牌号31930）离开了。

1945年9月21日晚上8点神奈川县足柄下郡酒匂町，当地通信社员的夫人佐野千惠子（31岁）刚给子女喂完奶准备休息时，三名美军士兵闯入屋内，其中两人在门外放风，一人拿着手电筒进来。因为上过女子学校，千惠子通晓一些英语，听到美国人在说艺伎（Geisha Girl）这个词，表示想用一些外国香烟、口香糖和牛轧糖之类的东西换个“艺伎”，千惠子拒绝了他们的邀请，用英语告诉他们在小田园町可以找到艺伎（Geisha Girl），请他们到那里去，美国人就这样离开了。事后查明，这三个人还闯入过其他几户民家，但没有做出其他违法行为。

与寻找女人与娼妓服务相关的性犯罪，作为后世对驻日美军的主要印象，当然也有特殊的故事——1945年9月3日东京麴町巡警赤坂要三郎的故事可能还有后续，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留到「性犯罪相关」条目下再讲，在这里先对汇兑问题做个综述。

虽然内务省档案中提及美军与日本人兑换钞票的案例极少，在少数发生争议的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时占领区生活的侧影。

1945年9月9日晚上9点，东京中野区高田1-178号的接待所内，五名美军士兵（空降部队）来申请慰安服务，请求为他们提供折扣，并且准备以一部分美元支付嫖资。但招待所不承认1美元兑15日元的临时军用汇率，要求以10日元的官方汇率计价，美国兵则提出帝国饭店、厚木市那边普遍使用的都是1:15的汇率，拒绝让步，于是招待员服部嘉提出要给上级打电话请示。就在这时，美国兵拿出步枪，强迫他同意提供服务，就这样从晚上12点玩到次日早晨7点，一分钱也没付就走了。

除却汇率方面的争议外，一种相当有趣的强制交换形式是，美军拿着日本军队在占领区发行的军票，要求兑换为等值的日元，档案中总共出现了四次，分别发生在1945年9月16日、17日及22日、23日前后。在前两次案例中，受害的日本人都提出日军发行的军票是无效的，但还是被强制以接近1:1的汇率将日元换成等额日本军票。

而在1945年9月22日的案例中，涉案美军士兵拿着一张价值10日元的日本军票到官营的地铁收费处办理此事，所以受到的阻力较小。收费员没那么在意，随手给了他20张50钱的小钞票，不料似乎被美国人认为是对他的侮辱，生气地拔枪威胁收费员给他一张10元整钞。幸好此时走来一名来买票的乘客，兑了一张整钞给他，事情才没有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而1945年9月23日的案例则更体现了这种「道义犯罪」的本来面目，在这起事件中，三名美军士兵当街抢走一名路人200日元现金后，扔下价值1330菲律宾比索的日本军票逃跑了，本质上只是另类的抢劫而已。

财物犯罪：维京海盗式犯罪

1945年9月2日中午时分，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动物保护人士”。这天正午，一名美军中尉带着一名翻译、四名手下，乘坐汽车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

上午11点30点，他们来到横须贺市久留和海岸，架起步枪，将停靠在岸上的渔船（所有人：关泽进治郎、关泽次郎、尾崎佐吉、关泽菊藏）全部打坏。

紧接着，他们又来到横须贺市秋谷海岸，以同样的方式干掉了海滩上所有的渔船（所有人：新仓清太郎、三堀荣造、石川丰吉）。

办完这些事后，1945年9月2日12点30分，一行人又闯入横须贺市大楠国民学校，抢走十瓶啤酒、两本笔记本、两把指挥刀，留下三包香烟作为补偿，离开了现场。

除却玩闹之外，以平常思维似乎很难解释他们破坏渔船的理由是什么，但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对照，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微妙的联想。

最初的报告出现在1945年9月8日下午4点10分，东京警方接报，称有大约3-4名年龄十五岁上下的美军士兵乘坐抢夺来的民船，在东京湾上的月岛私自登陆。那里是安藤铁工厂造船部名下的潜艇工厂，目前已经停止建设。这些美军士兵非法闯入工厂后，就将事务所内的私人信箱、桌子什么的都翻出来，又跑到附近的守备站内搜刮了一番，抢走174张电车回数券，又找了些烟盒、体温计之类的杂物逃跑了。

四天后的1945年9月12日下午3点30分，又有大约12~13名看上去像海军的盟军士兵搭乘登陆艇，在竹田宫亲王（竹田宫恒德）位于横须贺市佐岛的别邸滩头登陆，因为叶山海岸的吃水线仅有1.5m深，这批人搁浅后还越过了差不多四十米长的滩涂。日本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将此事通报给盟军叶山宪兵队，由宪兵中尉比尔带着另一名士兵共同处理，从宅邸管理员八木田宅藏那里得知情况：

1. 美军士兵抢滩登陆后，来到宅邸本屋，敲碎窗户闯入屋内。

2. 闯入本屋的美军士兵至少去过化妆室、卧室及其他两三个附属房间，化妆室、卧室的门是上锁的，遭到了入侵美军的破坏。

3. 失窃物品包括：五六个装着贝壳工艺品的桐木箱、五六本书籍。

4. 正当美军还准备继续探索的时候，两名发现闯入者的兵长及时赶来制止入侵，美军回到海滩，乘坐船只逃跑。

1945年9月19日下午2点到4点左右，十名赤裸上身的美军士兵在神奈川县本牧沖使用公共电话时，称他们曾驾驶帆船（Yachet）劫掠八王寺海岸。

八王寺山位于横滨市中区本牧元町4458号（1945年），海拔高度不足40m，可能因为旧寺院迁走的缘故，这个地名已经消失了，现在被认为是本牧元山顶公园的一部分。山上是安达谦藏投资建设的八圣殿（1933年建成），里面供奉着耶稣基督、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圣德太子，及三名日本佛学家的神像。

抵达山顶后，美军士兵由西门闯入殿内，没有抢劫圣所，而是持枪威胁看守圣堂的光石夫妇交出个人财物，夺取衣物、陶器、茶具、花瓶、玻璃杯之类的生活杂物，及同居者荣田宪助的一块手表、一支钢笔等琐碎物件后，乘船原路返回。

1945年9月21日下午3点，八名赤身裸体的澳大利亚水兵（国籍存疑，有一人穿着白衣服），乘坐上图特征的帆船（美军宪兵接报后表示这种帆船归属澳大利亚军队所有）抵达横滨市中区本牧町三之谷，闯入一处民家的车库盗窃（户主出征不在），抢走大量用旧的陶制器皿之类杂物后，回到八王寺海岸乘船逃跑。

除了这些通过船只到陆路行动不便的地区袭击、游玩的案例外，1945年9月2日至9月6日间，横滨海岸还发生过多起针对轮船、海上浮岛、码头仓库的抢劫事件（次数，具体时间不详），失窃物品包括钟表、日本国旗、望远镜、急救箱、工具、衣物之类。直到1945年9月11日，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尤其是那些因为设备损坏等各种原因浮在海上，不能自行回港的轮船成为盟军海盗日夜攻打的绝佳目标。

如日东汽船公司的忠荣丸轮船长期停泊在近海无处可去，9月1日以来美军下达了禁止小艇在港区航行的禁令，导致船组与外界联络困难，美军士兵却能乘坐舢板到船上来，持枪威胁船员交出他们身上的财物，享用船上本就不多的储备粮，就这样直到9月10日才被美国海军拖曳船拉回第二区时，船上装备几乎被掠夺一空，不堪使用。附近其他七艘境遇相似的轮船，延文丸、长津丸、出东丸、安房丸、第二日航丸、木日生丸、蓉丸，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军海贼日夜攻打这些轮船，抢劫的东西除却食物及船员个人财物外，还包括罗盘、温度计、钟表等航运设备。

在这些轮船中，第二日航丸、木日生丸的轮船船组与美军海盗发生了激烈冲突。第二日航丸内自美军进驻（8月30日）以来不断受到海盗劫掠，虽然船员极力抵抗入侵，终于无法坚持下去，被美国海军拖曳到汐入的港区后弃船保命。木日生丸船长更是组织船员全力抵抗美军入侵，无奈海盗装备有步枪等强大火力，很快，船组面临的问题就不是船用品及私人财物的问题了，因为感到个人生命受威胁，到了9月4日那天，船组决定弃船逃跑。此后到了9月7日，美国海军用瓦斯切断了这艘船的船锚，以蛮力将空船从第二区近海拖曳到贮木场沖重新抛锚，部分船员重新上去查看情况时，发现船只航行所需的要件不是被破坏，就是被抢走了，修复这艘船要花费不少时间。

作为抵抗最激烈的船只，木日生丸受到的损害和报复似乎也是最大的。

1945年9月20日前后，横滨地区乘坐舟艇的犯罪数量更是增长迅猛，犯罪者多次通过帆船等水上交通工具，绕过围栏和岗哨，登陆沿海沿河的居民区、工厂等地从事盗窃、抢劫活动，表现极为猖獗。

财物犯罪：金钱类犯罪

1945年9月9日晚上7点，在东京新井宿街头，两名穿戴白色军装（或接近白色）、白色帽子的美军人员站在马路上。其中一人约188-192cm高，有个像小山包一样的军阶章，带着两三条杠，还有个人约168-172cm高，右肩背着一把步枪，以身体检查的名义命令东京市芝区议员岩田幸左（53岁）打开手提包，抢走钱包内的1500日元（15枚百元钞票）、公章3枚及其他物件后，向大森车站方向逃逸。

在时间先后顺序不明的情况下，1945年9月9日晚上7点，银行职员松崎茂夫也与外貌特征极其相近的两个人相遇，以身体检查的名义被迫打开手提包，被抢走1000日元（10枚百元钞票，其余约100日元其他零星面值的钞票被退还）后，两名犯罪者往大森方向逃逸。

1945年9月8日以后，美军抢劫开始由获取物件，转变为抢劫金钱，抢劫金钱的数量呈明显增加态势——尤其是拦路抢劫中，美军现在更喜欢收取金钱。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金钱类犯罪很可能是驻日美军开始深度参与当地经济流通后突然爆发的事件，引领了1945年9月9日、9月10日第二轮财物犯罪活动的高峰。

至于金钱类犯罪的目标选择、取舍问题，通过对美军非法侵入建筑的类型，及首要目标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美军闯入民用私人设施的频率远高于政府、公营设施，且在首要目的上，闯入公共设施很少是为夺取金钱，而主要是为生活物资和纪念品。个人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驻日美军内部可能存在不法犯罪者交流经验、重复作案的行为，以及犯罪技术上的问题。

以美军两次袭击银行为例，或许因为银行正门人多不易控制，出事后涉案风险高，美军并不是以正面攻破的方式袭击银行的，但如果是偷偷潜入的话，如果不能争取到银行职员配合，也会遭到金库阻拦。

1945年9月2日下午1点，银行职员井口大助在锁门的时候，五名美军士兵强迫他把门打开，拎着一只灰褐色的大箱子（60-70cm大小）、一些化妆品和两打啤酒就逃跑了，那个箱子是空的。

1945年9月2日下午4点30分，横滨市中区住友银行横滨支店后门，三名美军士兵强行闯入金库，要求银行职员打开金库大门，遭到拒绝后，从银行职员笠井某、银行守卫方田某、勤杂工菊出某那里抢走私人财产350日元，逃离现场。

作为替代，有的美国人想到可以去抢劫邮局——那里办理日本特色的邮政储蓄业务，也有跨地域寄钱的人。然而，抢劫那里并不是不需要技术。

1945年9月12日中午12点20分，三名美军士兵合伙抢劫日本中央邮政局，持枪直奔一楼小件邮包处理室而去，勒令办公室主任及以下八名事务员交出自己的财物（125日元），又在房间内抢走690日元，犯罪总额815日元（54美元）。第二天凌晨1点，又有七名美军士兵闯入中央邮政局大厅，也不知道自己该抢什么，最后找门卫抢了300日元（20美元），一台自行车，四个钟表，就这样走了。

相较于他们的同僚（也可能是他们自己），五天后抢劫电车公司的那批人马显得更加尴尬。

1945年9月17日上午11点，三名美军士兵闯入东京急行电铁大船办事处，持枪威胁办事员打开保险箱，取出一个小型手提金库，打开后得到10日元零钱，气愤地抢走了办事员的手表，将民用电车线路切断，最后乘坐吉普车逃跑了。

那么抢劫这些公营设施的收入相当于什么水平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三人一车
美军甲（21岁上下）：军装上佩戴有上图所示的肩章，持步枪、手枪。
美军乙（22岁上下）：左腕上有个像十字架一样的纹身（见上图），约6cm-8cm长短，持手枪。
美军丙（30岁上下）：持有一把较短的手枪，人很健壮。
宍道莲一郎（54岁）：出租车司机，大和汽车目黑第二营业所，为三人提供载具。

1945年9月10日下午2点，出租车司机宍道莲一郎在东京神田区淡路町日铁集体宿舍前遇到三名美国军人，美军上车后让他坐到副驾驶去，他们自己开，就这样轻车熟路地抵达东京本所区的札幌啤酒公司，向厂长购买六箱啤酒（144瓶）、支付314日元（每瓶约2日元）后离开，接着又让宍道开车送他们到向岛园去找老相好，这些人分别是：

富士龙（17岁，清川）
寿寿江（18岁，信之家）
小樱（18岁，千代田家）

下午5点抵达目的地后，三人上楼游玩，喝掉了两箱啤酒（约48瓶），晚上九点左右支付830日元（约合55美元）后出来，说是准备回一趟家，结果搭乘宍道的出租车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根据出租车司机宍道莲一郎供述 ，从晚上9点开始，他们在浅草、上野一带乘车四处物色目标，犯下了差不多三十起抢劫案，直到晚上12点前后，又开车回到向岛园行乐。

根据三名游女供述，富士龙曾看到美军甲从钱包里拿出一枚手表。寿寿江记得美军乙出门前还空空如也的左腕上多了枚手表，身上还出现了件像是医生用的黑色皮包。美军丙曾当着小樱的面，从军用皮包里拿出六枚男士手表、两枚女式手表，里面还有一捆日本钞票，取出来整理过一番，临走时送给小樱一支小手表和50日元钞票，现在警方要求她保管这些证物。

根据店家供述，这些人大概是9月10日晚上12点来的，凌晨2点就寝，5点钟就起床了，本来说明天（9月11日）还想来，因为有事要忙，大概后天才能来（9月12日），最后喝剩的四箱啤酒（96瓶）已经被他们带走。美军在游乐时曾遗落一把刀，已经收归上野警察署保管。

截至1945年9月11日报告撰写时，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确认可能与本案关联的案件15起，累及损失现金8570日元（570美元），失窃财物六枚手表、两张电车定期票、两只烟盒、马皮包一个，存折一张。根据失窃物品种类、数量来看，这十五起事件中，并不是每次都以获取金钱为首要目标。

也就是说，在一次规划老练、选角正确的拦路抢劫中，即使不以金钱为绝对目标，美军打劫一次的平均收入也能达到一次570日元（38美元），而在以金钱为目标的成功抢劫案中，受害金额往往可以达到1000-3000日元不等。

两批美军抢劫中央邮政局收入的总和，差不多相当于拦路美军在街头随机打劫富裕市民、取款者一到两次的收入。前者不仅收益小，招惹警察、宪兵关注的风险高出很多，所以美军并不乐意到引人注目的公共设施抢劫金钱。1945年8月30日-9月30日间，美军单次不法行为金钱收入的第二名记录就是在拦路抢劫中诞生的。

1945年9月22日下午1点40分，东京京桥区银座附近，田川【字迹模糊】（26岁）在路上行走时，遇到两名拦路美军，因为不理解英语，对方说了什么他也听不懂，就这样被抢走手里的包，内含现金15500日元（约合1030美元），以及一只怀表。

在上述背景下，1945年9月9日、9月10日前后，不仅针对有钱市民的拦路抢劫将驻日美军财物犯罪推向第二轮新高峰。以古玩店为代表的贵重品商铺也是渴望获取长期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冲日元贬值投资者的重要选择。

1945年9月11日下午4点，千叶县市川市，四名乘坐小轿车而来的美军士兵一边向古董商人金子一男询问商品价格，一边持枪还价，以接近二五折的价格购买大量商品，合计支付84日元及五支香烟。

1945年9月19日下午1点，五六名海军陆战队员闯入东京市京桥区筑地4-2号的古玩店（店主森留吉，60岁），抢走时价约6600日元的古玩。

1945年9月24日下午1点30分，三名美军士官来到千叶县市川市八幡1230号古玩店，购买雕花烟斗一支（190日元）、象牙香水瓶一只（80日元）、筷子一双（20日元）、花瓶一个（20日元）。当店主清水丈助（50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合计310日元（20美元）时，一名下士官说「价钱太贵了，便宜点」，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枪，店主如惊弓之鸟般仓惶逃出屋外，三人乘机带着赃物乘车往东京的方向去了（汽车牌照：2890）。

财物犯罪：纪念品、打卡类犯罪

相较于获取短期、长期经济利益及生活实惠的美军士兵，还有一类人实际上是抱着参观旅游、收集纪念品的心态私闯各类民用、公营设施的。即使闯入日本政府设施并不是驻日美军获取金钱、生活用品的优良选择，对于游客型美军来说可能有别样的意义。

这类犯罪者不仅敢于挑战政治风险的巅峰，旅游团的人数可以很多，但在战利品收集上比较随性，考虑到纪念品收集不像金钱类赃物那样有分配的必要，也不是所有旅行家都想要“纪念品”，某些案例中就会出现许多人带走极少战利品的现象。

作为强闯政府设施的常规，列举下面两个案例：

1945年9月10日早晨8点10分，三名美军士兵闯入东京永田町的贵族院二楼，先是偷走国会工作人员阿部千惠子（22岁）的化妆盒，又到三楼第十四号委员室内，抢走贵族院庶务课工作人员田村角太郎（54岁）的蟒蛇皮带、两把扇子，以及一瓶烧酒。

1945年9月16日下午2点，三名美军士兵游荡到霞关陆海军将校集会所内，抢走村上松次郎绘制的洋画『顕太平洋の黎明』（60cm高，90cm宽）。

尽管如此，两者远不是想要到处参观、收集纪念品的美军军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首先从闯入神社说起，1945年9月5日横须贺海军信号站进驻美军强闯横滨市矶子区柴町的熊野神社（村社），破坏大殿门锁后，将殿内三尊木质胡粉神像（18cm）抢走。1945年9月19日，30名美国海军军人闯入东京京桥区小田园町3-3号浪除神社，抢走神社的御灵代。遗憾的是，这些小神社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还是太低级了，镇不住他们。

十九英灵事件
1945年9月13日深夜11点，有19名美军士兵出现在靖国神社前轮流执勤，起初他们提出要到社务所内休息，遭到神社人员拒绝后，美军就把拜殿——即靖国神社内用于参拜的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小房子当成他们的休息场所使用，导致神社人员精神高度紧张。

除却成为靖国神社的英灵外，1945年9月9日、9月12日，美军还先后闯入昭和天皇的重要行宫——叶山御用邸，及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的私人宅邸收集战利品。

抢劫叶山御用邸
1945年9月9日下午三点，五十名美军士兵在一名少校指挥下分乘三辆卡车、三辆吉普来到神奈川县三浦郡的叶山御用邸，其中两名士兵翻过内部人员通行的便门，将外面的长官、同伴都放进来，众人一起来到皇宫警察大村警部的官舍，提出参观御用邸设施的请求，于是大村带着两三名军官参观，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出来了，没想到留在外面的美国兵已经翻了天。

这五十名美国兵见没人管他们，直接进了天皇的寝宫，先是在二楼展望室顺走了香淳皇后的钢琴布，可能准备带回去当桌布，然后跑进御寝室隔壁房间，顺走一大堆【私人物品】。紧接着受害的是皇族部屋，里面的抽屉上了锁，美国兵就把锁敲坏，抢走了清宫贵子内亲王（昭和天皇第五女）的【私人物品】，天皇的海洋生物研究室是最后被抢的，里面丢了几张木棉手巾。

离开皇室设施后，他们还前往女官的生活、工作区，顺走一堆杂物、纪念品。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叶山当地警方立即与盟军宪兵叶山分队取得联系，外务省也开始与盟军司令部交涉，连续磋商两天后达成妥协如下：

1. 为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美军宪兵将在御用邸外协助巡逻，今后将由两名日本警察分别驻守叶山御用邸正门、便门，六名美军宪兵分成三队承担守门、外围巡逻的执勤工作；

2. 涉事188空挺团（可能是美国陆军第11空降师的附属部队）正在调查中；

3. 外务省与盟军总司令部交涉后，决定今后禁止盟军部队擅自进入皇室离宫、御用邸，并向盟军明确标注此处为禁地，由宫内省监制，在御用邸及附属邸不同出入口挂上五块显眼的标志牌；

4. 日本皇室表态不会过问事件及失窃物品的声索。（大意是如果盟军可以帮忙把东西找回来、惩罚涉事者最好，否则也就这样了，不能说是完全放弃责任关切的意思）

抢劫东条英机宅邸
1945年9月12日傍晚6点，8名美军士兵以搜查名义闯入东条英机宅邸，抢走一批纪念品：

1. 1916年款摩立斯牌瑞士怀表；
2. 印有贺阳宫皇族纹章的香烟盒；
3. 有银质花纹的【文件损坏】；
4. 东京警视厅警备第二课长藤井喜代藏（负责东条宅邸警备工作）被任命以来的各项辞令书；
5. 藤井喜代藏的长男，藤井喜美男的战死内报、公报及其他文件；
6. 藤井喜代藏的邮件，上面贴着邮票，邮件内附有家庭照片。

上述事件之外，还有两起无关抢劫、盗窃，但同样很有政治意味的事件，我想以它作为这个篇章的结尾，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战败初期的日本是个如何礼崩乐坏的社会。

京都御所改设空军基地
1945年9月25日下午2点，一名美国军人驾驶单人小型飞机降落在京都御所内广场（建礼门前的庭院广场），向日方人员解释说发生机械故障，就这样离开了。然而，这天傍晚，美国第六军司令部的凯茵莱因（カインライン）上校向京都府终战事务局的中村公使汇报说，今后准备将京都御所内广场作为飞行跑道使用。中村公使对美方的决定深表震惊，称京都御所作为过去的皇居，是国民崇敬的圣地，将这里变成飞机起降的场所恐怕很困难，于是上校对中村公使说，关于这件事请到和歌山的美国第六军司令部进一步磋商，双方就此散会。

事件发生后，1945年9月26日早上9点30分左右，又有第二架美国军机在京都御所内广场降落。日本内务省估计，京都御所内广场的主干道大约有50米宽，400~500米长，足以容纳小型飞机的起降需要，这两天降落的飞机可能都是美军测试“新机场”承载能力的计划一部分。

美军搭乘御召车事件
1945年9月5日中午12点30分，开往柏原的323次列车抵达上野车站。作为一辆御召车，车站职员正紧张地将皇室专车挂载到车尾。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三名美军军官（一名中校、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与搭乘三等仓的人流来到上野车站搭车，顺便就坐到了皇室专车内给侍从坐的位置上。车站职员发现后，唤来巡逻的铃木警部补及上野站的佐野助役，两人向美国人解释说，这辆车是亲王大人的御召车，请他们移动到其他车厢。

然而，车上的美军中校用日语说，前些天他们在轻井泽驻扎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向亲王殿下身边的人了解情况，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准备一起到亲王的雅舍去。鉴于三人不想挪动位置，车站方面提出给列车加一段二等舱种种交涉，最后三人同意挪到二等舱去。

关于这件事，已经向竹田宫妃殿下完整说明，得知没有关系。

非财产犯罪：人身威胁、伤害

非财产犯罪，主要以绑架、恐吓、损坏财物等有主观恶意，但不以索取钱财为目的的事件为主。在占领时期总共发生34次，其中9起是人身威胁事件（26.5%），大多涉嫌持枪胁迫警察、平民带他们去找酒场、红灯区等不法事件，8起是公共威胁事件（23.5%），包括而不限于在公共场所以鸣枪等手段，出于游乐、发泄等非财物索取目的引起被占领国平民恐慌。另有10起故意伤害，3起交通肇事，4起蓄意迫害。

与统计范围内没有出现命案的财产犯罪不同，非财产犯罪总共造成了3名日本人死亡（2人确认，1人疑似），是性质更加恶劣的案件。

因为犯罪样本较少，可分析的东西也不多，以下主要列举有趣的案例供读者参考：

时间：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30分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藤泽车站附近
案发记录：1945年9月2日，驻日美军军人驾驶相模运输会社征用的汽车，行驶在川名到镰仓的县道上时，与自行车骑行的泽内光春（13岁）相撞，自行车被碾坏，骑车人颅底骨折、生命垂危。美军将伤者托付给一名偶然经过的日本三轮摩托骑手，由他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自顾自乘车往横滨方向去了。（交通肇事）

时间：1945年9月2日傍晚5点40分
案发地点：东京丸之内警察署附近
案发记录：四名美军士兵与一名日本女子（竹田物子，26岁，大正生命会社国政研究会事务员，二代日裔）来到警察局，据说是四名美国兵想去喝啤酒、买和服，要求这名女性带他们去，被拒绝后企图强令她一起走。（人身威胁事件）

时间：1945年9月5日清晨6点30分
案发地点：横滨市保土谷区和田町私娼馆，喜乐
案发记录：1945年9月5日清晨6点30分，五名美军士兵来到私娼馆「喜乐」，起初没发生什么纠纷，嫖资也付齐。然而过了会，店内又进来18名美军士兵，「喜乐」内仅有两名娼妓，招待不了那么多人，交涉中发生争执。一名美军士兵鸣枪恐吓，紧接着，一名日本客人长谷川龟藏遭到殴打，可能因为发现打错了人，美国兵逃走了，受害者长谷川实际上也没有受伤。（公共威胁事件）

时间：1945年9月6日
案发地点：千叶县安房郡置房村
案发记录：1945年9月6日，有不明身份者驾驶牛车向馆山市方向运送牛奶，途径安房郡置房村时，恰好遇到可能结束视察工作的美军吉普由后方驶来，因为牛车挡住马路，一名士兵朝天放枪恐吓，使得牛车司机害怕地逃到置房村火户16号的铃木胜藏家避难，事后统计损失，车上碎了两个瓦罐。（公共威胁事件）
时间：1945年9月11日晚上9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藤泽市游廊
案发记录：七名美军士兵闯入自警团执勤室，要求牧方国男等三名自警队员「让他们玩」。自警团告诉他们娼妓不在后，美军就拿步枪朝屋内的火盆开火，牧方国男被飞溅的碎片划伤，其余两人颜面部遭到殴打，此后美军离去。（故意伤害）

时间：1945年9月15日晚上7点
案发地点：横滨南区井户谷上町69号
案发记录：一名身着黄色衣服、浑身酒气的美军士兵来到井户谷保险事务所公司门口，称自己是得到附近173番地同润会公寓的田边安雄介绍过来的——美军来这里当然不是办理保险业务，而是因为他被介绍的招妓事务所（見番）藏在同栋建筑的内层设施里，而保险公司事务员清标某、新津某遗憾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打烊了」。美军士兵很生气，强行闯入保险公司，清标某找到附近的翻译帮忙招待美国兵，成功将他请了出去。正当此时，此人突然朝着给他指路的田边安雄（原来你在啊）开枪——显然，美国兵只是看上去醉了，将田边安雄的右脚打伤后，他迅速逃离现场。（故意伤害）

时间：1945年9月15日晚上10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藤泽市
案发记录：1945年9月15日晚上10点，两名美军士兵闯入藤泽市的渡边清作家。祖父藤泽七五郎（70岁）到前门周旋，渡边清作夫妇带着长女幸子（14岁）从后门逃跑，不料美军就候在那里。幸子放声高级叫，脸上挨了揍，鼻血都流了出来。见到这般景象，母亲朝美国兵尖叫道「baby！baby！（那是个孩子）」，美军士兵拿出手电筒，灯光照亮后，发现打的确实是个孩子，就这样逃走了。（故意伤害）

时间：1945年9月15日晚上10点30分
案发地点：川崎市木月一丁目四百番地国民酒场，
案发记录：1945年9月15日晚上10点30分，三名美军士兵在国民酒场喝醉后，开始恣意妄为，将老板的长子田中收（16岁）射杀在自家后门小道（店主田中一二，47岁，当时在厨房）。当地警方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赴案发现场，附近美国驻军（庆应义塾大学驻扎）的斯托库斯克鲁（ストックスケル）中尉也前来支援，在现场发现被行凶者抛弃的步枪、弹药、箱罐和钢盔，步枪编号为：IRELANDIV5456263，钢盔编号为：JD J35037。（故意伤害）

时间：1945年9月25日
案发地点：东京都北多摩郡谷保村（字）青柳
案发记录：一辆美军卡车在北多摩郡谷保村附近的道路上行驶时，撞倒当地农民加藤喜十的长子加藤猪利（11岁），造成对方头盖骨骨折即死。车上有两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疑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离开了。（交通肇事）

除却这些典型事例外，还有一起相当勾起读者对事故背景好奇心的故意伤害事件，可惜没能找到起因、结果。

苦大仇深的不明事件
1945年9月20日傍晚5点30分，一名美国军人来到东京京桥区银座八丁目生云大厦，想要找一名住在这里的日本军人。阴差阳错之下，他将同住二楼的业主，牙科医生小池误认作他要找的对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小池医生被这名美国军人拖到厕所内接连施暴，他的夫人赶紧跑到附近派出所报案，巡警高桥某、水岛某奉命处理此事。两人抵达案发现场时，美国军人一脚踢碎了厕所的玻璃门，将水岛巡查拖到隔壁房间，朝他的下巴结实地来了一下，水岛巡查挣扎着逃到楼梯口，又被对方追上暴打一顿。他的同伴高桥巡警惊恐地逃到马路上，找到美国宪兵处理此事，此人就这样跟宪兵走了。

性犯罪相关：强奸、猥亵、私营妓院事件

或许与许多人的初印象不同，根据内务省档案的统计，性犯罪并不是驻日美军占领初期的主要犯罪形式，尤其是与财产犯罪相比完全不在同一数量级，但它确实被当代人作为驻日美军的主要犯罪形式记忆了下来。

这可能是因为文化传统因素导致女性受侵害者很少敢于立即报案，导致内务省档案对性犯罪数量的低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内务省详细记载的28起强奸案中，有16起（64%）是未遂案件——相较于侵犯成功的案例来说，处于侵犯失败立场的受害者不仅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也有更大的诉求博得警方、宪兵的关注，以获取保护免于作案者的报复与下一次袭击。

此外，内务省对官营慰安所内发生事件的关注也严重不足，所涉及的慰安相关犯罪，基本上都与私娼馆有关，但根据驻日美军在私娼馆的表现来看，很难想象他们在官营慰安设施内能够维持很好的秩序。

尽管如此，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达到每天数十次、上百次规模的驻日美军的财产犯罪没有引起多少应得的关注，这恐怕是个历史记忆问题。

因为不便评价，以下主要列举强奸类性犯罪（及未遂事件）的典型案例：

由于性犯罪涉及到被害人及其家庭隐私，在内务省早期档案中，相关人员及其家庭、住址信息被涂黑处理（但后期没有再隐去被害者信息），文中以【数据删除】表示

时间：1945年8月30日下午六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横须贺镇守府正门往南附近，玻璃商【数据删除】家中
案发记录：两名美国士兵闯入时，玻璃商的家眷、女仆中有一人留守家中。两名性犯罪者的分工明确，一人负责放哨，一人在房屋二楼实施侵犯。根据作案手法可以推测是事先踩点过的预谋作案。次日凌晨时分，另一名女性上楼查看情况，发现前者已经遭到侵犯。（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8月31日凌晨1点30分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数据删除），运输业者【数据删除】家中
案发记录：8月30日晚上11点30分，两名美国士兵经侦查确认屋内仅有女性后，由后门闯入，用手枪将户主夫人（36岁）、长女（17岁）赶到二楼，对屋内实施抢劫后（入室抢劫），将两名受害者侵犯。（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1日凌晨1点30分
案发地点：千叶县，安房郡【数据删除】，渔业者【数据删除】家中
案发记录：（美军在馆山市登陆后，邻近地区陆续发生性犯罪），此次事件中，三名美军士兵闯入民宅，要求与户主夫人（28岁）发生关系，遭到拒绝后，强行带走轮奸。（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1日，具体时间不明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帝国银行横滨支店某店员家中
案发记录：两名美军士兵闯入时，家中有户主（49岁）、户主夫人（31岁）及其长子（21岁）三人。两名士兵确认屋内没有武器后，命令长子去给他们准备吃的（敲诈勒索）。不久后，又有四、五名美国士兵被招呼到屋内，喝了好几瓶日本酒后，众人行为越发不检点，闯入户主夫人就寝的内室，抓住她的手脚准备实施强奸。父子两人上前阻止，遭到美军殴打，头面部严重受伤失去意识（故意伤害）夫人趁乱逃到屋外呼救，哭声引来邻里，愤怒的住民包围了房子，美军士兵见势不妙，夺路而逃。（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日下午1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横滨市，矶子区野岛町原113部队后勤宿舍
案发记录：三名美军士兵抵达时，生活在那里的3名炊事妇及6名学徒接待了他们。起初大家相处的很愉快，三个人很快就走了。然而不久后，他们带着两个伙伴回到了这里。其中一名先前来过的士兵径直上了二楼，请求与【数据删除】发生关系。【数据删除】出于恐惧想要逃跑，在楼梯口撞上了此人的同伙，于是回到二楼跳窗逃生，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日傍晚6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横滨市，市中区永乐町（花柳巷）正直楼
案发记录：两名乘坐卡车来的美国士兵在两名日本人介绍下找到风月场所，不清楚有没有消费，总之是将【数据删除】（24岁）强行带走，此后直到9月3日上午8点，跟她一起被带走的日本人趁机逃跑后，警方才知道这名女性的位置，在野毛山公园的美军宿舍找到了她，【数据删除】遭到27人轮奸，已经处在假死状态。美军给她钱、提供治疗后，在9月3日上午10点左右把她送回了家。（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2日下午2点
案发地点：千叶县安房郡【数据删除】，渔业者【数据删除】家中
案发记录：四名美军士兵闯入民宅，将户主、女主人（36岁）及其妹妹关押起来。起初只有一个士兵在做，后来另外三个人也参与了进来。（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7日傍晚5点
案发地点：东京浅草区杨屋町，某游兴馆
案发记录：四名美军士兵来到店内招妓，其中一人来到三楼后，持枪命令【数据删除】（20岁）脱下工装劳动裤为他提供服务，事后留下相当于一百日元的军票离开。（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9日下午4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高座郡小出村
案发记录：1945年9月9日下午3点，两名美军士兵在一名日本人（大约30岁左右，个人信息不祥）带路下，来到当地村民远藤六子藏（79岁）家，向接待他们的久保时次索取酒和洋葱。这家人向美国兵提供洋葱，得到香烟一包作为奖励后，两人离去了。然而，没过多久，两名美国兵喝了个酩酊大醉又跑了回来。见来者不善，久保时次马上让家人逃跑，但母亲年老体衰，还有个罹患骨疽走不动路的妹妹（47岁）。刚换上鞋子，美国兵就闯了进来，对受害者实施强奸。（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9日傍晚5点20分
案发地点：横须贺市逸见町小久春治家
案发记录：两名美军士兵闯入后，先是向女主人小久英（エイ，48岁）赠送手帕，而后企图实施强奸。受害者求救之际，小久春治冲上去咬了美国人，见企图不能得逞，两名美国兵逃走了。日本警方得知消息后，将案件通报给美国宪兵，后者汇报说人犯已被抓获。（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0日下午3点
案发地点：横滨市高岛町交叉路口附近
案发记录：三名手持冲锋枪的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大冈町石畠的相田澄（スミ，28岁）家，一人在屋外放哨，两人进入屋内进行强奸，因为受害人反抗激烈，美军没有达成目的逃跑。（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0日晚上9点
案发地点：横滨市高岛町交叉路口附近
案发记录：三名美军士兵与友人向西抵达案发地，与向南等待信号灯的【字迹模糊】（38岁）相遇，将她一路绑架到平沼骐一郎男爵宅邸遗址（终战时被支持本土决战的横滨国民神风队烧毁）附近，因为受害者反抗激烈，他们在这里实施了强奸。（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12日中午12点30分
案发地点：横滨市南区花之木町3-57号
案发记录：两名美军士兵闯入田中七五郎家，以步枪恐吓他的四女儿美子（21岁），企图实施强奸。田中七五郎大声向邻居清水某呼救，引发骚乱，两名美军士兵没有达成目的逃跑。（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3日晚上11点
案发地点：横滨市西区红梅町1-21号濑古紫代（シヨ）家
案发记录：一名黑人士兵闯入濑古紫代家中，扼住紫代的喉咙企图实施强奸，因受害者高声悲鸣，没有达成目的逃走。（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3日晚上11点40分
案发地点：横滨市西区天神町1-40号畑中美和（ミワ）家
案发记录：两名黑人士兵闯入畑中家，企图对女主人美和及其儿媳松江实施强奸，因受害者高声悲鸣，没有达成目的逃走。（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4日晚上9点40分
案发地点：横滨户塚区户塚町4-3600号附近的国道上
案发记录：母亲胜浦路沙（ロサ，55岁）带着两个女儿绢江（26岁）、胜子（23岁）正常行走时，遇到四名美军士兵持枪威胁，企图将三人强行带走，众女逃散后，母亲独身来到户塚区警察署求援，美军宪兵少尉沃森（Watson）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确认受害者都已逃往附近民家避难，没有人员受伤。（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5日晚上8点30分
案发地点：横滨市中区赤门町1-75号的坪内【字迹模糊】家
案发记录：一名美军士兵强行闯入民宅，要求屋内的女性与他行欢，同居的妹妹及其他亲属逃跑后，女主人坪内【字迹模糊】（57岁）在土间遭到强奸。（强奸既遂）

时间：1945年9月15日晚上9点30分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藤泽市下藤1-136号早川文子家
案发记录：早川文子（22岁）是富士电气株式会社的电话接线员，这天晚上两名美军士兵来访时，父亲早川长三负责应付美国人，母亲（35岁）趁机逃出屋外，早川文子因为在浴室里洗澡不得不躲在浴缸内，结果被美军发现，但发现她的士兵什么也没做就回去了。就这样到了9月16日凌晨1点30分，敲门声惊醒了沉睡的家里人，早川家门外突然又出现两名美军士兵（不一定是先前来的两个人），在来得及反应以前，正门被撞开，其中一名士兵拿着手电筒闯入屋内，发现了蚊帐中的母女两人。母亲从正门成功逃出，文子从窗口跳到后院，被埋伏在后门的三名美军士兵抱住，对受害人实施殴打，导致受害者颜面部、左眼受伤出血。消除抵抗后，美军士兵强行扒去她的衣物企图实施强奸。所幸逃到屋外的母亲及时找到了附近执勤的警备队，警察赶来后，美军士兵见不能达成目的，选择逃跑。（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6日下午4点
案发地点：横滨西区南浅间町132号中村赖次郎家
案发记录：两名美军士兵闯入中村赖次郎家中，企图对家中长女奈知子（ナチコ，20岁）实施强奸，附近邻居发现后，立即联络美军宪兵，两名士兵遭到逮捕，未能达成目的。（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7日凌晨1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大船町原瓷砖商人楠良德家
案发记录：五名美军士兵闯入屋内后，一人在外面放风，其余四人举枪命令楠良德（56岁）将他的夫人交出来、所幸四人进屋前，受害人已经将他的夫人藏了起来，告诉美国兵她不在家，因此遭到殴打，头部三处、右手两处受伤，预计六个周时间恢复。原计划失败后，美军士兵从屋内抢走一千日元现金，一块手表后逃离现场。（抢劫、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7日下午1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高座郡小出村，饭岛末治家
案发记录：一名美军士兵来到饭岛家时，家中只有女主人饭岛八重（ヤエ，34岁）及其长女（8岁）。这名士兵先是做出讨要国旗的姿势，家里人就拿了一面给他，谁知发觉男主人不在后，美军突然开始动手动脚，强行将女主人带到六叠间企图实施强奸，正在纠缠之际，美军宪兵突然赶到现场，听到宪兵的喊叫声后，那名美国兵没有达成目的，转身就跑。（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17日深夜12点
案发地点：横滨市西区天神町1-3号长井清吉家
案发记录：三名美军士兵（黑人）破坏门锁后闯入屋内，一人在门外放哨，一人持枪威胁房主长井清吉，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第三人趁机侵入内室，企图对同居人大竹世都子（セツコ，17岁）实施强奸，因受害者发出了很大的呼救声，施暴的黑人士兵似乎被吓到了，就在他脱手瞬间，世都子跳出窗外成功逃生，美国兵见目的失败，迅速撤退。因夜色太深，没有人看清他们的面貌特征。（强奸未遂）

时间：1945年9月21日晚上8点
案发地点：神奈川县足柄下郡酒匂町，当地通信社员佐野【字迹不清】家
案发记录：1945年9月21日晚上8点，酒匂町当地通信社员的夫人佐野千惠子（31岁）刚给子女喂完奶准备休息时，三名美军士兵闯入屋内，其中两人在门外放风，一人拿着手电筒进来。因为上过女子学校，千惠子通晓一些英语，听到美国人在说艺伎（Geisha Girl）这个词，表示想用一些外国香烟、口香糖和牛轧糖之类的东西换个“艺伎”，千惠子拒绝了他们的邀请，用英语告诉他们在小田园町可以找到艺伎（Geisha Girl），请他们到那里去，美国人就这样离开了。事后查明，这三个人还闯入过其他几户民家，但没有做出其他违法行为。（其他争议）

强奸问题之外，猥亵行为同样是性犯罪的重要一环，较为平常的是所谓“安全检查”过程中，难以用正式语言表达的灰色行为，犯罪者会要求女性路人接受更多不必要的身体检查，最早见于1945年9月2日关于驻日美军不法行为的第二报，但不知为何在接下来三十天的22份报告中没有再看到相似的案例，可能的原因包括：

1. 占领区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积极避免与美国兵打交道。以及存在不愿意将这种小事公开报案，在邻里引发特殊关注的普遍心理；
2. 内务省、日本警察开始认为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生的这些“轻微猥亵行为”没有必要作为与拦路抢劫、入室盗窃等轻微财物犯罪同级别的不法行为对待，尤其因为这种“轻微猥亵行为”不像轻微财物犯罪那样容易向犯罪者求偿，后者至少能让犯罪者退还赃物；
3. 美军可能主动关注过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一名从头读到这里的读者，应该会跟笔者一样发现，性犯罪就犯罪模式上来说，与财物犯罪中的“抢劫”是高度相似的，而与非财物犯罪的案例存在更高的差距。这是因为性犯罪的内核与抢劫财物一样，都是对物质、精神利益的强制索取，只不过是将索取的东西由“财物”代换成了“性相关服务”而已，因此在犯罪模式上，抢劫与性犯罪存在很高的相似性（都是身体检查、持械威胁、强闯民宅），也经常可以合并。正因如此，既然美军无法有效处理财物抢劫类犯罪，也很难相信他们可以如此高效地处理性犯罪。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不利于美军，比如说，从内务省档案中罗列的性犯罪案例来看，美军宪兵对干预性犯罪确实有比干预财物犯罪高出很多的热情。在内务省详细记载的28起强奸案中，美国宪兵明确出面干预、打击犯罪的有4起（14.3%），而在750起抢劫案中，美军宪兵有效干预的仅有1起（0.13%），说明至少道德机制可能在发挥作用。

除却轻微的猥亵行为，内务省档案中涉及性犯罪的，不少是与妓院相关的离奇事件，比方说，1945年8月31日中午，横滨市市中区山下町的互乐庄公寓（妓院）发生了一起“盗窃女性衣物”的奇案。

当天正午时分，一群美军士兵强闯公寓一楼，抢了件女性衣物就跑了。下午四点十分左右，又有六、七名美军士兵闯入公寓，抢走配给物资的女式睡衣（Pajamas）、睡袍（Nightgown）各六套。这起事件发生二十分钟后，当天下午4点30分，又有一辆美军卡车停靠在屋外，下来十多名美军士兵，抢走许多女式睡衣（Pajamas）及其他配给物资后逃跑了。

作案的三批人是否相互认识，这起连环女装盗窃案是某种游戏或赌局，还是时间上的巧合，亦或是当时社会的常态，档案内没有解明其中的关联，也没有再提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女装劫案，但在其他财物犯罪中，确实可以看到美军单独抢劫女性衣物的现象（并不普遍），那些从商铺中抢夺女性、儿童服饰的案例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很有家庭感，因为很容易想象他们是准备将这些东西作为战利品带回家，但很难解释有人从妓院里偷走小孩子的衣服也是准备送给孩子穿：

抢劫衣服
1945年9月5日凌晨12点30分，美军士兵闯入横须贺市逸见町的高井三郎家，抢走男女性和服各一套逃跑了，途中又扔掉了那件男性衣服。

主客观性问题
1945年9月1日晚上10点30分，十多名乘坐卡车的美军士兵在横滨市中区永乐町的游女包厢（貸座敷）角海老楼下车，打破外门强闯屋内，从橱柜内拿出威士忌，要求三名赤裸的女性工作者（年龄不明）提供服务。因为三人称她们生病了，美国士兵抢了几件儿童服饰马上离开了。

因为内务省记录的信息过于含糊，具体情况不明确，根据：

1. 三名女性得的是性病，还是不影响性行为的普通疾病；
2. 女性工作者是因为美国士兵的原因赤裸的，还是原本就是赤裸的，士兵抢走的那些儿童服饰是她们的，还是其他人的；
3. 如果三人称得的是性病，那么她们有没有说谎。

这个问题从定义未遂、中止的角度来说是存在差别的。

不仅是成年人，某些美军士兵也会对未成年人发生兴趣：

1945年9月9日下午1点，东京立川市，美军基地原日本陆军立川机场外，【数据删除】（14岁，性别不明）在家门外写生（或者涂鸦）时，一名持枪的美军士兵赤裸着身体从草丛里蹦出来，一边寒暄着「空尼奇瓦（你好）！」，一边朝这边走来，说着要赠予香烟、奶糖之类东西，强行把孩子带进机场，露出【数据删除】，演示了如何辅助他进行【0721】的若干动作，孩子被吓哭了，美国兵就这样走了。

（注：这个案件的原始文本已经模糊到难以辨认，尤其是前半细节部分可能与实际有出入，但后半部分结果是准确的）

最后，虽然没有被归入性犯罪的范畴，登陆初期的驻日美军与娼馆经营者也发生过许多纠纷。

1945年9月3日晚上9点，在东京向岛慰安所分配下，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等二十名占领军士兵分乘两辆车，在田中幸（21岁）及另外两名日本人介绍下抵达三号店，然而，店里已经挤满了日本客人。组合长石崎长提前考虑过这样的状况，于是分流了十名客人去四号店，其余的包干到「お花畑の铭酒屋」，就这样，直到晚上11点才接收了这批客人。虽说如此，前来游乐的占领军心态平稳，没有冲突也没有暴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付清资费。

当天晚上的游乐费总计2500多日元，实际支付230日元、33美金（495日元），许多美国人来游玩根本没有带钱。

同一天，「村の星」也报案说，有两名西洋人来游玩没有付钱，就这样离开了。

根据内务省档案的记述，官方经营的慰安所时常会出现满员现象，而那些主要为日本人提供服务的私娼馆基本上都开在美军找不到的地方，或者并不公开为美国人提供服务，只有得到日本人介绍（案内），才能到这些街区、客店享受服务——所以美军经常去新闻社、警察局、酒馆之类的地方找合适的中介人。

某些慰安所外的游女似乎并没有那么在意某种不服务于外人的传统，美军在私娼馆的选角问题上似乎还算和平，还有一些学生装的人似乎在利用美军登陆的机会打零工——虽然不清楚她们是不是真正的学生。另外，新闻记者也是光顾游娱乐场所的常客，也曾卷入过资费纠纷，在组团游乐的占领国军人、公民中，不带钱浑水摸鱼的现象似乎经常发生。

1945年9月2日晚上8点40分，美国战地记者理查·普乔（リチヤーポチーオ）等三人，在每日新闻社英美部编辑主任田中源藏带领下，在一家名叫「芝ふさ」的慰安所游玩，消费3000日元后，发现这几个人根本没有携带日本货币，留下60美元（900日元）离开。

1945年9月3日晚上九点，东京城东区的大岛慰安所在接待英国、比利时新闻记者团（唐·史密斯一行人，27人）时人满为患，只好让中介将11人分流到娱乐街“玉の井”。众人向银座方向行走时，相中了三名学生打扮的日本人。四名记者支付4美元（60日元），两名记者支付20美元（300日元），两名记者支付230日元，还有个人没付钱。

虽说美军殴打娼妓致其受伤的案例同样存在，比如：

1945年9月24日上午10点，东京向岛区须崎町142番地的游女包房（待合），一名娼妓【字迹不清】仓静江在接待美国第七军骑兵杰克·奥尼（ジャックオーニー）时突然发出惨叫，紧接着，美国兵逃离现场。家人们过去查看时，发现静江挨了打，陷入昏迷状态，立即找到附近的美国宪兵求助，宪兵将情况告知日本警察，将受害者送到圣路加病院，伤者左眼、左额部受伤，受伤情况较轻，预计两周可以出院。

一些微妙的迹象显示，资费问题很可能是私娼与美争议的焦点，内务省档案档案中与娼馆相关的案件大多与“钱”有关。1945年9月1日东京麴町警察署的巡警赤坂要三郎的故事还有后续。

反感接待美国客人
1945年9月1日晚上9点30分，两名美国军人（其中一人自称是第11空降师的某人）开着吉普车，在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井上幸行介绍下，来到东京市向岛区须崎町148号的娱乐街，分别到富士之里、常盘快活。到了该结账的时候，到富士之里玩的美国兵说自己放在吉普上的香烟及其他财物遗失了，非常生气，拒绝付账，就这样走了。另一个到常盘玩的美国兵支付了50比索（菲律宾），到凌晨1点走了。

与此同时，另有四名美国兵（可能是赤坂要三郎遇到的那四个人），在丸之内警署的福岛佐七等两人介绍下，乘坐出租车（帝都タクシー）来到这里。这四个人据说是横滨来的，身上有冲锋枪和手枪，在向岛园之寮快活后，结账时支付80比索（菲律宾）。

对于这些人要么不付账，要么拿菲律宾纸币付账的行为，当地从业者感到担忧。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可能也对这些私娼馆的收费有所不满，尤其因为美国人没有充足的日本货币支付嫖资，1：15的汇率也显然让不少人感到不值。

就这样，1945年9月1日、2日前后，在美军抢劫现金还不是普遍现象的时候（大规模开始于9月7日以后），私娼馆已经成为美军打劫金钱的目标了，而且，与同时期、同等规模的大型入室抢劫案件大多发生在晚上九点后不同，这两天发生的两起抢劫私娼馆事件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涉案人数多，犯罪金额高，除却因为娼馆白天休息外，还给人一种做事坦荡、完全不必遮掩的感觉。

1945年9月1日中午12点30分，数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某私营娼馆，抢走现金7000元，及店内的女性衣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点，十多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某私营娼馆，抢走现金3000元。

此外，1945年9月7日以后，一些财物类犯罪是在平民引导美军前往慰安所时发生的：

1945年9月18日东京向岛町电车站附近，本村荣一（54岁）遇到五名美军士兵（黑人），命令他带路到慰安所去。因为在向岛车站下车时把钱露了出来，美军知道他身上有钱，抢走现金3000日元。一行人乘坐京成电车抵达东京葛饰区的立石站，将美军带到的立石慰安地带后离去。

最后，1945年9月11日发生在广岛县吴港的事件说明，京滨地区遇到的问题恐怕不是地方性、个别部队的案例。在这起典型事件中，善良的陆军还不忘抬出海军陆战队吓唬日本人：

善良的陆军
1945年9月11日晚上8点，广岛县吴市广町，十八名美军士兵乘车来到当地白石游郭的山佐屋游玩，大多数在晚上11点归队了，只有两名下士（175cm、185cm）在娱乐场所过夜，起初他们想要酒喝，得知店内不提供酒饮服务后，便持枪威胁店家搞些酒来。次日清晨归队的时候，他们又想抢走两位娼妓的衣服（价值40日元），威胁店主说：

我々は まだ良いのだ。海兵隊が来たら 之では済まない ひどい目に会ふだから言ふことを聞く
我们还是心善，要是海军陆战队的人来了，可不会这样算了的，有更可怕的事情等着你们，照我们说的做吧！

就这样强行归队了。

争议行为：有伦理的犯罪与载具、物资征用问题

争议事件，特指事件的正义性可能有待商榷的事件——1945年8月30日-9月3日，它主要涉及载具征用、有争议的交易（因为语言不通导致）、军械与警械强制收缴问题，9月4日到9月7日，它主要关于载具、土地及房屋征用，9月8日以后，建筑材料及其他生活物品征用问题后来居上，而载具征用问题在9月20日前后迎来反弹，此后一直持续到统计范围结束，总体趋势上是一种不断减少的事件，但也无疑是占领军与被占领国民众关系互动的典型写照，由敌意、不信任到尝试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适应对方的存在。

1945年8月30日傍晚6点55分，登陆不久的美军军人在横滨市中区设立检查站时，因精神过度紧张，将路过的巡警当成可疑人物开枪打伤。

与非财产类犯罪一样，争议事件中出现了公开的受伤者与牺牲者，也有交通肇事导致的严重事故——确认有三人死亡，一名小孩在交通事故中头部重伤（生死不明）。但与非财产类犯罪不同，从事件经过的描述上看，引发这些牺牲的美军军人不一定是在有主观恶意、有个人过错的情况下做出这些行为的，考虑到许多读者可能对出现牺牲的案件比较感兴趣，这里就先来罗列这些案例，争议致人死亡事件（3起）：

“精神病人”
1945年9月4日早上8点，相模原町陆军士官学校大门外，“精神病人”【数据删除】（43岁）向驻守的美军士兵投掷石块，哨兵注意到他后，举枪瞄准令他退去，不料此人不顾指令，朝美军哨兵飞扑过来，撕咬他的腰部施暴，被一名美军军官（罗杰斯少将的部下，ロケッス）以手枪击毙，头部贯通即死。

事件发生后，罗杰斯少将立即与加纳宪兵少佐会面，承诺配合调查的同时，表达对事故的遗憾。【数据删除】的近亲者不得不接受现实，附近居民也在加纳少佐说明下了解情况，此事没有对周边社会构成影响。

盗窃食品仓库
1945年9月8日晚上9点左右，神奈川县高作郡农民【数据删除】（18岁），与哥哥繁治潜入高作郡的原日本海军工厂（现为驻日美军食品仓库）行窃时，被美军哨兵发现，哥哥繁治逃跑，弟弟【数据删除】被射杀。尸体确认死亡，由家人领回遗体。

盗窃防空战壕
1945年9月18日凌晨4点，神奈川县高座郡涉谷町农民本田寅吉（56岁），在明知闯入军事禁地可以被射杀的情况下，来到高座郡绫濑町的山中防空壕行窃，被发现后遭射杀。

交通肇事类事件（3起）：

1945年9月14日下午2点20分，横滨西区南浅间町，一批不明数量的美军士兵乘坐吉普车撞上了当地居民吉田镰治的六子吉田一心之（5岁），导致男童头部严重受伤。事件发生后，美军立即以无线电与本部联络，用救护车将被害人及其家属送往横滨中区相生町的医院。日本警方评价说，在这起事件中，美军士兵对事件的处置是合乎道理的。

1945年9月16日深夜10点，居民泷泽光一（30岁）在中山道公路上行走时，被盟军卡车追尾，脚腕骨折。

1945年9月18日傍晚5点，神奈川县中郡相川村，村民铃木富治（38岁）、山口仙荻（36岁）乘坐牛车被美军追尾，牛车完全损坏，两人胸部、背部受伤。

除却这些无主观恶意、无明显个人过失的事件外，针对日本军人的故意伤害、侮辱事件（1起）似乎也不一定引起所有人的批判：

晚退宿者

1945年8月30日，美军在横须贺上岸后征用了横须贺航空队的兵营，一名日本海军中尉退宿晚了，被美军发现后，浑身上下扒个精光，狠狠地挨了顿打，跑到外面向警察求助。在柳田巡查部长交涉下，美军退还了他的衣服。

此外，如果犯罪者是在战争后期受到日本人苦役、虐待的战俘，许多人可能也会在道德问题上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持观望以上的态度，盟军在日本正式登陆以前，大阪地区提前获释的战俘已经先于美国第六军的到来，与京滨地区的美军共同开始了胜利日的庆祝，那么他们也应该被视作罪犯吗：

1945年8月25日，大阪美军战俘据说借了山崎工厂某大董事的私家车来到公司本部，让一名女性进去传话，索取1000日元事故费，让驾驶员带他们去飞田游郭（花柳巷）玩去了。
1945年8月28日，20名英军战俘强闯大阪住友仓库，要求仓库守卫给他们提供豆粉和砂糖，在当地警察署调停下，最后还是付了钱。
1945年8月30日，大阪美军战俘向日本人开设的酒店索取啤酒，总共搬走了43箱。

（注：1945年9月26日，美国第六军正式在和歌山县登陆，同日进入大阪）

争议行为：载具、物资征用问题

越是阅读这样的案例，也就越对“正义的相对性”怀有某种微妙的共鸣。而在情感要素之外，客观理性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驻日美军在占领初期与日本政府、民众的主要争议涉及载具征用（71次，35.1%）、其他生活物资征用（42次，20.8%）、武器收缴（35次，17.3%），以及有争议的交易（9次，4.5%）。

首先关于载具征用问题，因为不清楚占领军载具征用的标准及与日本政府的交涉过程，加上当时的日本平民并没有用车的条件，大部分汽车都是归属政府（公务）、公司（民用）、报社（民用）或富家子弟（民用）所有，征召对平民的影响较小，笔者姑且将所有正常的载具征用事件都算在争议范围内，但也有如下与抢劫行为合并的例外情况（没有仔细统计，大约有20例左右）：

1. 没有经过合理程序，直接向无武装的平民（军人除外）亮出枪械、刀具等武器，以威胁的手段，强行开走车辆；
2. 美军军人一边征用载具，一边故意抢走车主、车上人员的私人物品，以及装载的货物等；
3. 对被征用的汽车不负责任，许多所谓的“征收行为”有很浓厚的犯罪嫌疑，除却会抛下故障车辆不管外，许多士兵喜欢更好的轿车。这些中途抛弃原征用载具换车、留下被征用载具让警方处理的现象，也应该被认为是财物犯罪；
4. 明显违约行为，例如先与车主达成谅解，让他开车将美军士兵送到某地，车主依照约定将他们送到后，将车主一脚踢出汽车的行为（比如出租车）。以及约定过归还日期，在没有中止约定的情况下，没有向车主归还车辆的情况。

具体案例如下：

载具征用合并抢劫
1945年9月2日下午3点10分，丸之内警察署管区内，三名美军士兵来到每日新闻社，持枪瞄准接待员要求借车，接待员告诉他那辆汽车的引擎有故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时在柜台办理业务的还有两名客户，美军抢走了他们的手表，然后回到丸之内警察署大门前自己的汽车上离开了。

对被征用的汽车不负责任
1945年9月1日正午，四名美国士兵开着一辆黑色小型轿车由横滨中区山下町的方向来，开到南区蒲舟町十金病院门外，汽车抛锚了，四个人扔下汽车，扒了辆卡车就走了，被抛弃的汽车也不知道是谁的。

京滨国道城郊拉力赛
1945年9月3日上午10点，东京增上寺附近，一辆挂着神奈川县矶子警察署牌照的警车拦住了厚生省名下的一辆福特轿车（第7770号），车上跳下四名持枪（一把步枪、三把冲锋枪）的美军士兵，强迫厚生省司机与他们换车，得手后驾驶新车经京滨国道往横滨方向逃跑。厚生省司机前川武三郎被赶下车后，跳上那辆警车，整整追了他们十公里，从增上寺一路跑到浦田町附近，可惜最后还是跟丢了。

明显违约行为（踢出汽车、合并抢劫）
1945年9月22日晚上11点，埼玉县朝霞第一国民学校陆军预科士官学校驾驶员栋朝对马（44岁）、陆军人员小松礼次郎（26岁）驾驶箱式汽车由上野车站通过时，遇到三名美军士兵要求搭车（其中一人似乎喝醉了），起初他们只是说想搭便车到东京神田区三崎町1-2号附近。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美军突然翻脸，命令司机停车，用手枪将两人赶下汽车，又从小松礼次郎身上抢走一只手表、15日元现金，而后驾车离去。

明显违约行为（逾期不还）
1945年9月1日，隶属伞兵部队的美国士兵，借走了横滨联合慰安所关系人士植松三男的日产“达特桑”汽车，借走时约定一个小时后归还，到现在还在使用（1945年9月4日）。

将上述类似载具征用，实际上是抢劫事件的案例排除后，我们可以对美军征用载具的倾向做个简单统计，也能发现这类事件在9月3日以后直线下降，可能是因为不再缺乏载具、美军内部开始规范载具征用程序（见下一章「美军宪兵」相关条目），也可能与的美军作息变动有关（忙于基地建设等，较少出门）。

关于美军征用载具时的表现，也可以分为多类，在此直接提供案例，不做赘述：

大规模、合法合规地征召
1945年9月1日下午3点，占领军在横滨市西区滨松町十字路口设置检查哨，沿途拦车，大规模征用过往民用车辆25辆，允许民用货车将车上装载的货物拉走。

善意
1945年8月31日下午4点，数名美军军人相中了镰仓警察署长的专车要求征用，警察司机说这辆车没有署长批准是不能动的，恳求他们不要这么做，但美国人还是强行把车发动，往大船的方向去了。本来以为这辆车已经丢了，没想到晚上8点50分左右，对方把车还回来了。镰仓警察署长以保有这辆车对美军警备很重要的名义，责问他们的行为，把这些人吓到了，供述说他们准备去确认战俘收容所的情况，因为没挤上卡车所以临时借用了这辆车，对此表示歉意

1945年8月30日中午12点30分，横滨市市中区的县粮食营运所的一辆机动三轮车被三名美军士兵，征用过程中按需提供证明文书。

1945年9月2日下午5点30分，两名美军士兵来到横滨中区的山本汽车店后，规规矩矩地提供了受领证明书，开走了他们想征用的车辆——但是，因为这辆车的实际所有人是内务省警务课的高松警部，内务省认为这个行为也是犯罪。

强制
1945年9月1日上午11点30分，四名美国士兵来到神奈川县警察署，要求征用他们的一辆小福特（baby ford）汽车，遭到拒绝后强行拖走。

1945年8月31日下午2点，横滨市西区老松町，两名美军士兵强行开走了市政府保洁单位的一辆日产“达特桑”汽车。

1945年9月18日下午4点30分，两名像是海军陆战队员的美国士兵酒气醺醺地来到关东配电芝浦资械配给所，要求征用一辆汽车，遭到拒绝后，自顾自开着仓库里刚修好的一辆货车（车上装着26辆自行车），往品川的方向开走了。

房屋土地征用、建筑物资征用、生活物资征用，是仅次于载具征用第二大门类的征用性争议事件。其中，「房屋土地征用」早于「建筑物资征用」出现的，集中发生在1945年9月1日-9月4日。

1945年9月1日中午12点30分，美国第11军参谋克普中校率领两名少校，一名大尉，两名翻译来到东京都南多摩郡南村的犬塚制作所（占地1.65公顷，800名工人劳动、居住）与厂长犬塚丰磋商，宣布今后这里将成为美军宿舍，令工厂人员搬走生产设施，在军事区与非军事区之间拉起铁丝网，且今后禁止闲人进入厂区。

1945年9月3日晚上7点，横滨市神奈川区，美军第一骑兵师为建设仓库需要，强行清退在神奈川国民学校废墟暂住的七户人家（约30人）

1945年9月4日上午9点，横滨市神奈川区，美国第八集团军为开辟土地囤积汽油，限期24小时清退京滨国道沿线原六丁目、七丁目遗址一带的暂住平民（约30户，300余人），引发搬迁混乱。

而建筑材料征用集中发生在1945年9月8日、9月9日，1945年9月8日下午12点30分-16点30分，东京市内连续发生三起“偷盗、抢夺”市民木材的事件，以此为起点，这两天发生的大多数争议事件都与建材问题有关——令人意外的是，9月4日到9月9日，这些天的财物犯罪数量也明显减少了，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因为美军忙于基地建设而减少了尤其是晚上外出活动、犯罪的时间。

尽管这些征用行为大多比较温和，被内务省当做不法事件处置可能是因为涉嫌“盗窃”，或者吓到了市民：

1945年9月9日早上9点30分，有美军士兵在新宿站货运线上顺走了20根桧木（平均2.7米长，30厘米厚）。

1945年9月9日下午1点，东京立川区新光町26号空地内堆积有大量用于建设民宅的杉木（四方形、10cm见方），在一名军官带领下，十多名美军以每块8日元的价格收购走53、54块，乘坐卡车离开了。

但某些美军在“征用”中确实有极为野蛮的行为：

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东京滇桥区，十名驾驶货车的美军士兵闯入建筑业经营者时村专太郎的门店，持冲锋枪恐吓他们交出价值4000日元的建筑材料，然后往代代木练兵场的方向去了。

代代木练兵场的驻军指挥官是美军骑兵上尉埃斯·麦道夫（アィエスメッドォフ），这些犯罪者很有可能是他的部下，但他本人对于建材、物资征用的表现似乎没有那么糟糕，这种风格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代代木驻军，可以猜测这起极端反例应该是涉及美军的主观能动性：

1945年9月9日下午3点30分，驻扎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的美军骑兵上尉埃斯·麦道夫（アィエスメッドォフ）曾带领一名翻译来到东京警视厅，向警方提出借用木材的请求，带走了大约一百根5.5米长的松木。

1945年9月8日，美军进入东京淀桥区警察署请求征用桌椅，被拒绝后没有抢夺，静候警方向附近的一所工学院调来他们想要的物资（五对桌椅）。

无论如何，这些集中出现的案例或许意味着美军大规模建设工作的开始，9月10日在横滨市矶子区，9月11日在东京涩谷区也发生一次建材强征事件，建材征用争议还将持续很久，伴随着征用家具、油槽、塑料布、无线电设备、真空管等。当然，除却建筑材料之外，还有一起奇怪的民用物资征用事件发生在1945年9月17日：

1945年9月17日上午10点，七名盟军军人抵达埼玉县藤仓工业株式会社浦和工厂，为首的美国海军上尉据说是芝浦港某艘军舰乘员。对方询问这家工厂是生产什么的，社员回答他们生产的是民用防毒面具和塑胶防水布，但来者称藤仓工业为日本生产降落伞，所以他们想看下装着纺绸的仓库。工厂职工只好带他们去仓库观摩，接下来一天里，他们分两次用汽车装走大量纺绸，累计金额达12900日元（860美元），留下台湾银行发行的一百日元钞票和一张领受书离开了。

枪械、武器的收缴问题是引发争议事件的第三要类，主要涉及到占领军士兵在感到威胁时主动没收日本军人、平民手中的武器、军械，或者到警察局、学校等地行使类似的权力，带走那些可能为本土决战储备的军火——这种特殊的灰色权力，也成为财物犯罪发生的温床。很难判断哪些案例中，美军军人是合法合规地收缴了这些武器，而不是当成战利品据为己有。

很明显，日本警察也不觉得美国人恰当地行使了这项权力，在没有禁止日本警察正常执法的情况下，1945年8月30日-9月3日之间，美国军人与日本警察围绕装备收缴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美军不断无理由没收、破坏日本警察装备的行为，使得内务省对这件事出离愤怒，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这个问题我会在「日本警察」相关条目下具体展开）。

幸运的是，日本平民除少数富裕阶级、军人外一般都不合法持枪，当美军与日本警察达成妥协，在宪兵进驻警察局的前提下开展治安合作后，针对警察装备的收缴一下子就归零了，使得争议事件、涉警事件数量在9月3日后直线下降，这个“零打扰”的良好成绩从9月7日起一直维持到9月12日，而剩下的收缴问题则主要与军人、学校有关。

1945年8月30日上午10点，五名美军士兵在横滨银行书记长美泽义雄带领下完成检查工作后，在银行二楼停留期间，认为小岛海军主计大尉的军刀是危险物品，强行收缴后，小岛要求对方出具受领证明，结果对方马上就走了。

1945年8月31日晚上10点15分，陆军军人小野龙马中尉（28岁）携带一把勃朗宁手枪（5发子弹）乘坐电车回家，遇到美军拦车搜查，小野先把枪给了电车上的中村巡查，中村带着枪下车向占领军说明情况，美军决定收缴这把枪。

1945年9月1日傍晚5点，有日本军官在东京站前丸大厦附近，被美国人夺走了一把日本刀。因为是目击者报警，本人没有报案，不清楚具体情况。

（注：意味着这类行为的实际数量可能更多）

1945年9月21日东京京桥区木挽町8-21号，十名美军士兵到都立三鹰化学工业学校临时检查时，从学校内收缴一个教练用掷弹筒、一把指挥刀，七把枪等武器装备（已经向警视厅备案，代为保管）。晚上八点，又有十多名美军到访，收走20把教练枪，三把小号和一批信号旗。

1945年9月16日上午11点横须贺市小坪人夫一柳要（14岁）在盟军指示下接收航海学校的步枪、弹药等军火，整理时拿着步枪“玩了一会”，被盟军认为形迹可疑，抓进了军法会议所（横须贺警署正在与宪兵沟通此事）。

最后，让我们简单过一下三大门类外的其他争议事件，比如因为涉案信息过少不好判断事件性质、责任的：

1945年9月2日下午5点，200名占领军士兵强行闯入横滨市神奈川区的电影院， 到第二天早上10点（警方报告撰写时）还没有离开，电影院内保管有八卷『北境三人（北の三人）』（讲得是三名日本女性投身无线电部队，在北方反击美军轰炸机入侵的故事），以及一卷集新闻纪录片。放映室的门已经被美国兵搞坏了，其他情况不太清楚。

1945年9月2日晚上8点30分，五名美国兵来到东京筑地的报纸分发所，其中两人走上二楼，遇见住在这里的宫本昌希，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手表，模仿着让他也把自己的手表拿出来的动作，宫本回答自己没有那种东西，他们马上就走了。（抢劫嫌疑）
1945年9月3日，数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矶子区日本飞机会社工厂，造成大量破坏（原因、经过不明）。

以及有争议的交易（9起）。不同于“一颗糖换手表”之类，以明显低于商品价格的方式恶意、强制购买商品，有争议的交易虽然偶尔伴有违背店主意愿的交易行为，但更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等情有可原的因素导致的，此外还有留下身份信息的赊账、以价值不明的物品抵押、货币收受纠纷之类的情况。

1945年8月31日晚上，两批美军来到横滨市中区的亚津屋百货商店购物，第一批人（傍晚6点40分）买了12个刀袋、1个带扣，总价值大约717日元，支付四张军票强行离开。第二批人（10点10分）买了日式衣帽及金属带扣，总价值大约1263日元，支付一张军票离开。

（注：这则记录的关注点似乎重在美军军票作为流通货币的信誉，但也没有提到两批人分别支付了多少价值的军票）

最后，让我们以一例奇怪的的「无害事件」作为犯罪总结系列的结尾——这起事件表面上看似乎是无害的，但体现出报警人的恐惧与战败初期美国、日本军民关系间的不信任感：

1945年8月30日下午1点30分，一名自称美军上尉的人（陆军连长级别，指挥100-200人）带着两名手下来到横滨银行提出借钱，被拒绝后马上就走了。

可能是因为当天上午，横滨银行刚发生了一次有争议的军人武器收缴事件（见同章节内，1945年8月30日上午10点的案例），也可能是有某种其他预感，他们把这件事也上报给了警察，由日本警方在1945年8月30日纳入占领军不法犯罪纪要文书。

不幸的是，在另一份内务省记录里（1945年9月4日），这件事似乎确实有某种可疑的、不详的后续。

1945年8月31日下午3点，一名美军军官带着140名士兵来到横滨银行，提出要见银行经理，将把这里作为兵营使用，顺便有人喝掉了五瓶经理室里珍藏的威士忌。

盲人摸象：致力于挽救秩序的那些人

根据犯罪者的不同，驻日美军在作案上大多有自己的特色。有些人的表现比较“礼貌”、“谨慎”，比如1945年9月4日，数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市中区山下町东洋运输会社仓库搜刮物资后，带着备用钥匙逃跑，导致仓库管理员与警察无法入内确认损失情况。1945年9月10日下午2点40分，又有五名美军士兵闯入东京有乐町日比谷电影院事务所，先抢走保险箱内的9000日元，而后将五名事务员关在一起，切断事务所内所有电话线，为自己争取到足够的逃跑时间，就这样离开了。

不过，虽然存在许多不能短期告破的案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有经验、有规划，做事细心。这些人的存在为那些深陷占领初期社会混乱，茫然失措的秩序维护者们提供了存在的价值。

丢三落四者
1945年9月6日晚上7点，三名美军士兵闯入千叶县馆山市的武中秀吉家，偷走一台收音机、一双木屐、一副女式披肩等杂物。一切看上去很完美，直到他们把军刀落在了受害者家里，千叶县馆山警察署随即把这件东西当做证物递交给终战联络部，希望找到那名盗窃者。

交朋友？栽赃？检举自首？
1945年9月21日，四名美军士兵在当天下午四点兵分两路闯入燃料配给统制组合地方支部长落合辰五郎家，抢走上衣一件、士官用刀剑一柄（91cm），留下一只黑色钱包逃跑了，里面有21美元（315日元）钞票，以及一些日元零钱——然而，就像是生怕失主找不到人一样，犯罪现场还留下了一张美国兵的照片、名片和联系方式，当地警方随即将这件东西交给宪兵，由他们寻找这个神秘联系人。

日本警察

美军在横须贺登陆的起初五天，日本警察笔下的占领时代犹如一本末世日记。

1945年8月30日上午11点，横须贺镇守府外站岗的警备队员田中巡查不可思议地检查着自己的身体和周遭，只是稍微休息一下的工夫，他的配枪和配剑都不见了。大约一小时后，他的警察同僚在横须贺海人会所附近正常巡逻时，被一群美国水兵强制搜身，夺走并砸坏了他的配枪。当天下午六点，一名横滨巡警从市中心新设的美军检查站边走过时，被当成可疑人物挨了枪子。半小时后，在海军军需市场附近，两名美军士兵拦路抢劫了巡逻的小池警部补，夺走他的手表。除此之外，美国军人强行带走警察配枪、佩剑的案例在这些天内屡见不鲜，1945年8月30日起到9月3日为止，每天都有日本警察被美国士兵强行搜刮武器、财物的报告，大多是2-3人一组的小团伙作案.

显然，日本内务省对于他们的警察部队被夺走装备（枪支、刀具）这件事出离愤怒，不仅通过横滨终战联络委员会向联合国军参谋部提出抗议，还在工作日志的措辞上积极采用“奪う（抢夺）、奪取、窃取、强取”之类的表达，在事件优先级上也与抢夺警察财物之类的犯罪作为完全平级的事件看待，有一种公式般的文样来叙述这类事件的经过与损失。

1945年9月1日下午2点30分，横滨新港桥，巡查大泽新太郎、门仓俊、天利二郎被两名美军士兵持枪威胁，被夺走三把手枪。
1945年9月1日清晨6点30分，茨城县巡警早川等三名警察在巡逻时，遇到盟军巡逻人员，对方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两人交出了自己的武器。
（某时某刻，某地多少警察在某地遇到多少美军，被抢走多少枪支、刀具。

此外还有一些满怀激愤的表达：

1945年9月2日下午4点，五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中区山手町某女学校内的横滨地方警备队第一、第三、第四大队宿舍，强迫第三大队长森田信太郎以下15名队员交出他们的所有装备（2把日本刀，10把佩刀，8把手枪）。森田信太郎声泪俱下地解释这些武器是他们作为警察应有的底线，却因为语言问题怎么也说不清，被美军士兵一脚踢翻在地，等刀被取走的时候还跪在那里磕头。在场15名警察对美军的暴虐气愤不已，有人提出应当抗命，但森田劝说大家忍辱负重，就这样等美国人离开。

而在少数案例中，内务省记录似乎隐约暴露出了这些事件更真实的一面：

1945年9月2日下午3点，神奈川县小田园警察署闯入150名美军士兵，在防空壕内窃取47把猎枪。（以上百人的规模“抢劫”猎枪而对其他物品秋毫无犯）

诸如此类的表述很容易误导初读这些档案的读者，以为驻日美军针对日本警察的警用装备“抢劫”十分严重，再加上一些“抢夺”警用装备的案例中，宪兵也会出现，很容易让人以为美军宪兵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普通士兵一起抢劫日本警察。直到9月4日前后，日本警察与盟军宪兵达成某种妥协，大规模警用装备收缴问题消失，日警对双方争议的表达不再那么极端后，新的文件、新的表达才更方便地使人意识到，先前的那些纪要不过是一种伤痕叙事而已。8月30日-9月3日驻日美军大多数针对警察装备的“抢夺”案例，除却个别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外，可能只是一种有争议的收缴程序，而当美军宪兵开始承认日本警察的治安地位，并为他们提供保护后，这种做法也就快速下降到极端个例的级别。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大部分人即使不是故意说谎，也只是在说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而已，如何从混乱的叙事中找出真实、可靠的信息是个永远脱不开的重要命题。

1945年9月8日-1945年9月11日，根据内务省报告，美军士兵在这三天内累计抢劫平民、官吏、军人等现金54355日元（约合3600美元，根据购买力折算为今天的六万美元）。日本警察的损失是零元，其他财物如钟表等，警方也没有任何失窃的案例。被征用的平民车辆高达29辆，被征用的警察车辆只有一台（消防车，日本警察统管消防部门），被夺取的警械数量由9月1日、2日狂欢般的每天25把手枪、20把佩剑的数量级，下降到每天两把手枪，一把佩剑的数量级。

这件事似乎标志着美军占领行动开始两周左右，占领秩序相较于最初五天已经有明显的好转，更重要的是，与早期抢夺警械的同时伴有现金、财物抢劫的状态不同，美国士兵现在对日本警察有了充分的尊重，不仅不再试图抢走他们的个人财物，一些比较神奇的涉警事件也是这些天发生的：

赃物退还
1945年9月9日下午2点45分，神奈川县高座郡绫濑町，三名美军士兵在纲岛隆三的酒屋买酒被拒后，开始在屋内耍风头，闯入屋内抢走六瓶啤酒，还拿走了桌上一块怀表。这块怀表的主人是栃木县巡查黑崎保，当时有事不在店内，当他得知情况赶往美军宿舍后，对方就把怀表还给他了。

地雷男
1945年9月10日下午2点。东京江户川区小岩町，两名美国军人来到酒商竹伍德次郎的餐馆，一人是下士官，一人是列兵，自称是市川那边来的，向店家点了八瓶啤酒，以24日元、两包香烟的价格付清账单，而后请隔壁的川上金藏为他们带路介绍娱乐场所。时间大约傍晚5点40分左右，三人乘车来到新小岩站，下车没多久，美国兵在车站附近的马路上举枪拦住了一名骑车人，勒令他交出自己的白衬衫，给他5日元作为补偿（强制交易）。小插曲过后，三人顺利来到西小松川2-90号吉田菊次郎的铭酒屋（以卖酒的名义，开设的黑娼馆），玩了一个小时花掉60日元（4美元），想让店家给他们提供酒食，得知这里并不提供这种服务后，其中一人就穿着浴衣到外面找点东西吃。恰好遇上西小松川二丁目巡查派出所的警员，星某、野生某，奉命来此地驱散人群，正忙于疏导人流的时候，看到一名身着浴衣的男人朝这边走来，同派出所的特高警察佐藤某就想请他回自己来时的地方（店里）。没想到，店里那个美国兵透过玻璃窗看到警察找同伴说话，急了，拿出手枪砰砰砰虚打了三枪（公共威胁），两人就这样逃到新小岩站，乘车往平井方向逃窜了（临走时落下帽子和衣服，列兵的帽子上有序号）

你是警察吗？
1945年9月10日晚上7点，东京神田区锻冶町，东京农业大学学生前田松智（23岁）在路上行走时，遇到一名拿手枪对准自己的美国兵，对方问他「Police？」（你是警察吗），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对方接着说「Present！」（给我礼物！），学生回答说「No Money」（没有钱）。美国兵就这样凑上来，从他身上摸出钱包，里面有170日元零钱，他从里面抽走20日元，举枪谨慎地退到安全的地方，转身跑入黑暗中。

不久后，1945年9月10日晚上7点40分，台湾学生吴东村（26岁）与同学金山荣吉（28岁）在东京锻冶町走夜路时，遇到了与前一名美军士兵及其相似的人，也是上来问他们是不是警察，给出否定的答复后，吴东村主动拿出50钱的钞票，用左手递给他，但对方没有回应，伸手到他的口袋里，抢走15元左右的钱，再把一张10元钞票还给他。紧接着，他又转向金山荣吉，金山看到吴东村被抢了钱，从口袋里主动拿出10日元请求和解，但还是被手枪指着搜了身，最后从他的钱包里拿出10日元逃走了。

这些微妙的案例显示，当日本警察在驻日美军登陆一周前后开始得到盟军宪兵的庇护。东京警视厅等大型警察局内，开始出现常驻联络的宪兵代表，供日本警方在遇到涉及美军不法行为的案例时及时召唤宪兵干预。尽管如此，虽然警察身份能够一时保护警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不意味着所有美军士兵都会尊重他们的“执法权”（日本警察对美军士兵理论上并没有执法权，但可以联络宪兵行使，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涉及重大犯罪的案例中，美军士兵看到警察过来也会逃跑——如果无视警察，下一步就是宪兵。）

1945年9月10日两名醉酒的美军士兵在东京上野站手持步枪强迫乘客交出他们的财物时，警方虽然极力阻止他们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将乘客疏散到安全场地，但两人还是无视警察抢走了三名乘客的财物（合计240日元），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更糟糕的是，到了1945年9月11日、12日前后，部分美军士兵又开始对日本警察恢复了主观能动性：

1945年9月12日中午12点30分，东京大井警察署特高课巡查部长大田某，与同行的大井巡查准备前去视察慰安所的状况，由京滨国道往横滨方向行驶时，被四名美军士兵驾车抢劫，损失现金180元（12美元），铬制怀表一枚，钢笔一支。

尽管这种反弹并不意味着美军对日本警察的态度恢复到了1945年9月3日以前的极端状态，但也暗示日本警察、美军宪兵的联盟关系不能长期确保前者相安无事。装模作样地守过一番纪律后，美军的基层能动性重新开始发挥作用。更可怕的是，我们不仅能看到美军对日本警察的主要诉求是得到他们手中的佩剑（警械）作为纪念品，似乎还能读出一种并未被内务省明面点破的阴谋：

购买警械
1945年9月5日凌晨2点40分，神奈川县町田警察署隶属的两名派出所警员，松田兼吉、小山耕作，在町田市南村役场（村公所）附近巡逻时，遇到横滨方向开来的美军汽车，车上有五名士兵，其中两人向警察走来，嘴里说着「Atsugi，Atsugi」（厚木，厚木！）。警察认为他们是迷路了，伸手指了到那里去的方向。与此同时，其中一名士兵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松田警员的佩剑，从口袋里掏出40日元纸币，请求警察把这件东西转让给他。对此，松田巡查「No，No」（不，不行）地拒绝了，不死心的美国人又向小山巡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

出人意料的是，目睹此情此景，另一名美军士兵突然强行把手伸向松田巡查的佩刀，就在两人回避的时候，那名士兵拔出手枪瞄准松田与小山，命令他们交出自己的装备。然而，松田与小山决心保护自己的佩剑，拒绝向他的不合理要求妥协。双方剑拔弩张之际，美军汽车上有人喊着什么，那名请求交易的美国兵赶紧抓住了同伴的手，两个人就这样退去了。

在那之后，两名下车的美军士兵又在附近物色了一番，终于气馁地回到车上。车上美军向两名巡查表达了感激之情，又是道谢又是敬礼，接着往厚木的方向去了。

相似的案例参考1945年9月9日上午10点，千叶县胜山町，三名美军士兵来到当地派出所。因为警员出去执勤了，只有妻女看家。美军请求得到一把警用佩剑，提出购买不成后强行带走。

上述购买警械的请求，也为1945年9月1日、9月2日的大规模警械丢失事件提供了一种不祥的预示——美军收缴的警械到底有多少是作为合法的没收物，多少是作为私人战利品带走了呢？是否可能存在更多美军向日本警察收买警械，而由后者以「被美军夺取」的名义上报的可能性。诡异的是，那些单名警员丢失警械的事件中，提到美军有购买的意向也只有一起而已。

有多少公用警械是通过非法交易的形式让渡了给美国军人呢？我们不知道。

美军宪兵

1945年9月6日傍晚5点，东京立川市昭和町，卡车司机吉川某为昭和飞行机株式会社拉货，抵达目的地工厂卸货时，三名占领军士兵乘坐小轿车过来，向他展示了1元50钱的钞票，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话，因为吉川不能理解英语，双方无法沟通，于是对方给他一张写有英语的纸片，开着卡车和平地离开了。关于这起事件，日本警方猜测这辆车是被盟军宪兵队征去拉货了。

1945年9月7日上午10点，横山无线电通信会社的货车驾驶员渡边时雄驾驶一辆货运日产达特桑（空载）汽车时，在立川市富士见町遇到美军宪兵，递给他一张记有英语的纸片，把车征走了。
——美军不法行为第十报，1945年9月11日

一些微妙的迹象显示，1945年9月8日-9月11日间，日本警察对美国宪兵的感观发生了极其正面的变化。此前双方因为警械收缴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现在日本警方的报告中开始积极赋予美军宪兵正面评价，除却主动将征用民用车辆的盟军宪兵塑造出极其文明的形象，似乎本能地认为宪兵的行事风格更加礼貌外，还在警械相关事件报告中更积极地区分收缴、抢夺的区别：

1945年9月6日下午3点50分，佩戴有宪兵（MP）标识的美军士兵在神奈川县高座郡的清柳长次郎家休息时，检查了过路警视厅特设中队第二小队的六名警员（千叶部长，古田、近藤、饭塚、石塚、佐野巡查）装备，称他们没有权利配备手枪，将他们持有的六把手枪全部收缴。

除此之外，日本警察还经常提到美国宪兵如何协助他们打击犯罪，这显然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正在走上正轨。1945年9月6日似乎是个重要的时间点，与定点检查站有关的身体检查犯罪不再出现，合法征用汽车（基本上是货运车辆）的案例几乎都是宪兵在操办，这是否可以说明在日本警察、美军宪兵的组合下，驻日美军在日本的犯罪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呢？

这是个值得保留的问题，相较于登陆前五天的暴乱式狂欢来说，情况或许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也出现了那些通过各种形式互动，至少一定程度上解决的事件：

单次金钱收入最高记录
1945年9月9日上午10点30分，数名美军士兵闯入横滨鹤见区大鱼町，日本造船厂鹤见制造所的防空壕内，抢走用于支付同社社员工资、退职金的现金93741元53钱（6250美元），经过驻扎鹤见同工厂的第202信号兵部队上尉海亚（ヘア）调查，成功发现是驻扎日产重工业会社的第542工兵队人员所为，在海亚上尉的交涉下，犯罪者退还了91868元55钱赃款，还有两千五百多元没有归还。

入室抢劫者被捕
1945年9月9日上午11点30分，一名持械黑人士兵先后闯入横滨市中区牧和田的两户民宅（长泽一郎、小野政藏），抢走两枚手表后逃跑。日本警方接到报案后，向美军宪兵传达此事，后者在案发地附近的见晴山隧道成功将嫌疑人抓获归案。

酒后骚乱
1945年9月14日傍晚5点，东京京桥区入舟町3-4号国民厚生酒场，两名美军士兵来吃烧酒喝了个烂醉，一时兴起，就跑到烧酒置物场，一边持枪威胁店员，一边拿了壶酒回到座位，附近客人见到这番景象，全都吓得逃散了。事件发生后，店家联系入舟町派出所前来处置，派出所向上级部门筑地警察署请示后，带着警署支援的一名翻译赶到现场，劝说两人离开无果后，翻译离开酒场时，两人还用手枪朝他的方向打了一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基于上述报告，东京警视厅的一名关系人士及警视厅常驻美军宪兵代表赶到现场，成功判明两人来自横滨驻军，完成镇静工作后，美军宪兵向日方支付10日元赔偿金，将犯人引渡回美军，事件圆满解决。

水枪大盗
1945年9月16日下午2点40分，一批美军士兵（数量不明）闯入横须贺市汐入小学，抢走水枪215把，校方与宪兵联系后得到归还。

抢酒者被捕
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6、7名美军士兵来到横须贺市若松町80号一本广治的酒屋，抢走一瓶烧酒。受害者因为恐怖关闭了店铺，不料过了不久，又有3名美军过来，以恐吓的手段抢走一瓶烧酒。横须贺市警方将此事通报给盟军宪兵，后者逮捕了犯人，向受害者支付酒钱。

仓库失窃案
1945年9月25日中午11点50分，有美军士兵闯入横滨市南区堀内内1-100号爆炸物仓库（五号仓库），破坏门锁后抢走仓库内保管的日本刀两把。经当地警察与美国宪兵共同调查，判断为看守仓库的美军步哨监守自盗。

在这些得到解决的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到一部分因为与日本人建立关系，在美军同袍的犯罪面前挺身而出、主动制止犯罪的人，比如作为黑人部队驻扎地的横滨市保土谷区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

1945年9月14日晚上9点，横滨市保土谷区正岩井町的鸠院家，七名黑人士兵闯入屋内实施抢劫。正当入侵者在屋内物色财物时，一名数天前委托这家人帮忙清洁衣物的黑人中士恰好来访，双方爆发激烈冲突，以行窃美军逃离现场告终，现场共计发射十多发枪弹，没有人员伤亡。

遗憾的是，虽然发生过这样有人性闪光点的事件，现实依然不断地为我们开着玩笑。

1945年9月19日晚上11点，依然是横滨市保土谷区正岩井町的黑人驻地，税务官僚渡边直三郎的宅邸，因为丈夫出征，女主人渡边爱子（アイコ，27岁）处于独居状态，此前也为黑人部队代洗过衣服。这天晚上，一群黑人士兵鬼鬼祟祟地在栅门处张望，其中一人在门外放哨，另外两名士兵闯入屋内强迫女主人与他们情交。被害人拒绝后逃出屋外，被外面放哨的美军士兵擒获，带到附近的畠中（地名），三人轮奸完毕后，又有三名过路的黑人士兵加入游戏，将受害人轮奸后逃跑。

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宪兵同样会犯罪。虽说身着宪兵服装者的犯罪行为，与其他兵种相比确实可以说罕见，除却正常征用、收缴行为外，在1122起不法事件中，可以确认的依然有4起（0.37%），还有一桩疑似案例：

饮酒宪兵
1945年9月6日下午，曾有带着宪兵袖章的美国兵来到神奈川县高作郡的山崎藤吉家勒索啤酒，当场喝掉三瓶后带走两瓶。

北海道饮酒宪兵
1945年9月12日下午2点，新近进驻北海道的美军人员8人来到札幌郡千岁町渡部荣藏的杂货铺，从后门穿着脏靴子闯入屋内，以两打一箱的规格向外面搬运啤酒，被店主发现后，同行的宪兵队翻译告诉他，他们只拿四箱，就这样把东西装上卡车，付完钱走了。几乎同时，在千岁町的市街上，另有三名美军士兵（不是宪兵）闯入了藤田辉夫的钟表店，抢劫了四只手表，往柜台上放了四张一元面值的日本军票后离开。

宪兵抢劫警械
1945年9月22日晚上10点30分，东京京桥警察署交警海老泽正雄（31岁）在月岛警察寮的个人宿舍内休息时，四名美军骑兵、一名宪兵在日本陆军中尉武石金、上等兵关口与一带路下闯入他的房间，用手枪恐吓他交出自己的佩剑和刀带后离去。

砂糖是个谎言（嫌疑案件）
1945年9月23日晚上10点50分，东京涩谷区初台町574番地，公司职员山村孚（54岁）接待了两名美国兵，对方说「我们是宪兵」，提出以5000日元交换100磅白糖，向山村索取一瓶啤酒后，突然拔枪胁迫山村交出500日元现金，就这样离去了。

最后一起案件与汽车征用问题有关——因为比较有趣，不如就以它作为这个小篇章的结尾。

1945年9月3日东京目黑区，东横运输株式会社司机小池重造向警方投诉，昨天下午三点他在横滨市鹤见区生麦拉货的时候，四名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军士兵在马路上拿枪指着他，让他捎着他们一起去东京。小池开的是一辆燃料代用车（燃料不是汽油，而是木炭等代用品），速度很慢，美国兵急了，让他滚一边去自己来开，油门踩得轰轰响，车子几次抛锚。就在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引擎报销，就是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就此躺平的时候，美国兵总算受不了他的烂车了，下车拦了辆别的轿车跑了。

根据这起事件，我们可以知道，理论上来说，汽车太差有助于让美军对驾驶员的爱车敬而远之。遗憾的是，这条定律并不是始终生效的。

1945年9月25日凌晨0点30分，汽车驾驶员斋藤佐一（40岁，受雇于酒原与志太郎）前往赤坂区溜池东京自动车株式会社修车未果，驱车回家时，遇到两名美军士兵搭车前往品川慰安所，途中汽车数次抛锚，到慰安所也人满为患，什么事都办不成，就这样折腾到9月25日晚上7点，又有两名美军士兵搭上斋藤的汽车，由京滨国道向立川方向行驶，期间又发生五、六次故障，美军士兵绷不住了，趁驾驶员斋藤下车修理时，从司机的工作裤内抢走一个钱包，里面有一万七千日元（可能是预备的修车款）。此后，司机多次催促四人归还钱包，美军一边坐车，一边分两次还给他五千日元，然而，沿途开来一辆有空位的美军吉普时，四个人突然搭上同伴的便车跑了。

或许因为临时起意，逃跑太匆忙，他们丢失了一顶钢盔。前外侧面写着“MP”两个字母，意为宪兵（Military Police），后内侧面标记有“LHC”三个字母，含义不详，可能是姓名缩写，此外还有人忘带了一罐汽油（5加仑）。那辆吉普车是从横滨方向开来的，四个人搭上它朝着与斋藤原行驶方向相反的东京去了。

后记：美军占领时代

即使我们在轰炸初期尚且同情遭受灾害（被美军轰炸）的人们，情绪非常激动，临近终战之时，就算认识的人被炸死也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即使大火烧到附近的街道，只要没烧到自己所在的町街，就已足够庆幸。不能将这种心境一概归结为利己。毕竟，就连自己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烧掉，自己的性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夺走，这种状态一旦持续下去，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德川梦声『梦声战时日记』

对于美国来说，接收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模式与德国、意大利存在很大不同，德国投降是在盟军以军事手段近乎完成对德国的占领后完成的，即使在多数德军愿意向西线盟军投降的前提下，盟军横渡莱茵河后依然遭到了纳粹狂热派的偷袭与零星抵抗。意大利则在1943年后已经有了归顺盟军的合作政府，战争后期的1945年4月又爆发了二十五万人规模的游击队起义，以致于1945年5月盟军进驻北意前大多数主要城市与聚落都已经被游击队自主解放，抛开后来之见，如何接收日本投降确实是个相当艰难的问题。

1. 日本没有爆发本土的反天皇制起义，军事指挥链保持完整；
2. 盟军在日本列岛没有军事存在，也没有民意基础与强大的合作势力，必须与军国主义政府直接协商投降事宜的落实，加之要为可能的诈降、反悔做准备，不可能一次性派遣超大规模的部队完成对日去武装化；
3. 文化因素上，战前一般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大体上是个奉行武士道的全民狂热国家。美军占领日本不久，神道教即被作为占领当局研究「日本战斗精神」的重点被隶属民间情报局的研究部门赋予了冗长研究，总结了大量报告，以致于在GHQ的官方口径中，神道教——或者说神道主义（Shintoism）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宗教，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高度的危险之物；1942年起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日本组组长的鲁思·本尼迪克特虽然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当时被认为是强力的知日派，协助过对日战争及占领政策的制定，她对日本的文化解读『菊与刀』可以说塑造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美国对日本民族性的印象，宣扬了日本社会的集体性与异质性，可以用来理解美国人眼中的东方主义。

然而，以后来之见来说，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内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以来，到1945年8月28日、30日美军在厚木、横须贺登陆前的整整两周内，最狂热的民族派与本土决战派已经利用这段缓冲期演绎完了自己的行为艺术。

近卫师团在本土决战派参谋策动下发动「宫城事件」失败，首魁椎崎二郎、畑中健二自杀，支持本土决战的阿南惟几在宫城事件失败同日切腹自尽，镇压宫城事件的田中静壱大将也在事件后自行了断，预备役陆军大尉佐佐木武雄为首的横滨国民神风队试图策应宫城事件袭击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木户幸一等和平派重臣官邸，成功烧毁平沼宅邸后，被警察和宪兵围剿，躲入深山逃避通缉。拒绝投降的攘夷义军在东京爱宕山囤积军火与警视厅对峙一周，在警方开始武力突击后，拉响手榴弹集体自尽。

小说家吉行淳之介说，大轰炸发生时他曾举目眺望头顶掠过的B29轰炸机，总觉得这些飞机张开翅膀的样子很漂亮，心想他们肯定不会炸到自己——至少他猜对了。为了在社会中生存，人类终究要形式上维持一份不同于禽兽的体面，但谁又知道一个目睹李梅烧烤而幸存下来的人望着隅田川与防空洞内的万般尸骨到底在想什么，思考是活着的人享有的特权。

此时此刻，无论在街头挥舞星条旗还是退缩到阴暗的角落感慨世事无常，在美军登陆的那一刻起，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1945年8月30日，美军接管的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废墟，也是一片精神上沦落虚无的废土。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已经沉默，剩下的人已经已经濒临精神失常，甚至开始欣赏溃败的“美感”。玉音播送那天正午，「震撼体内每个细胞」的惊诧感过后，德川梦生轻松地与邻里讨论起将来的占领问题，庆幸日本至少不会灭亡了，以一种戏谑的态度说，比起让中国人占领杉并区，果然还是让美国人来占领更好，毕竟终归是要被打劫的，虽然常说中日是“兄弟”，这种情况下被白人掠走财产总比被“亲人”掠走要好。

美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有物质上的征服，当东京市民看到成群结队的吉普车与机械化装备取代了灰头土脸的日本军人在街道上穿行，军需品的美国香烟、巧克力和糖果如何奢侈到可以流散到孩童与黑市手中，再加上麦克阿瑟将个人权力与天皇地位的巧妙绑定，明眼人都能意识到日本已经战败了，反抗是何其缺乏意义，放下所剩无几的虚荣心，孩童们追逐军车索要巧克力，更多人在精神空虚的反作用中崇拜起麦克阿瑟，以激烈的热情皈依民主主义。面对采访战后精神的思想家鹤见和子，一名高中生直言不讳地说，过去自己曾在宫城下含泪发誓一定要复仇，现在的他心想要是生而为美国人该有多好。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建构起来的反美民族意识，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两周到两个月内彻底崩溃了。

有趣的是，当盟军开始建立军事秩序的时候，日本的警察系统是在正常运作的。相较于美军，他们优先效忠于东久迩宫内阁，自那以后，在东久迩宫内阁尚未垮台，在一定自主性下通过终战联络委员会与美军建立交涉的时代，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内务省与日本警察在做什么，应该在占领时期及将来的日本扮演何种角色。正如许多人知道的那样，直到1945年9月26日（美军登陆第28天），战时被捕的京大学者三木清因疥癣和狱中恶劣的环境病死在东京丰多摩刑务所内，引发舆论公愤以前，占领军甚至没有想起来他们应该及时地废除治安维持法、释放政治犯。（对政治犯的大赦开始于1945年10月5日）

然而，正是这种平行治理国家的微妙感，使战后初期的内务省在关于占领军犯罪的记述上处在一种特殊的见证者地位，我们也能从中读到一种微妙的末世感，见证了占领军登陆以来，旧有的治安秩序与生活方式在日本迅速崩塌的过程。

麦克阿瑟希望从宏观上以民主化的方针改造日本，但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很关心日本社会的实态，他的第二任妻子琼妮（Jean MacArthur）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从没想过结交日本人，因为麦克阿瑟没有这个打算，自己也只是尊重他的想法。除却公务之外，麦克阿瑟几乎不与日本人往来，就好像他只是来这里统治的。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间他只离开过东京两次，从未视察过驻扎偏远的美军部队，而代替他走访这些地方的占领军官僚见到了一些更惊悚的事情，无组织的破坏与报复行为并不罕见

1947年9月美国教育官员霍华德·贝尔（Howard Bell）在北海道札幌进行实地考察时，不无担忧地汇报说，约瑟夫·斯温少将领导下的第11空降师第187伞兵团正在当地进行轻微的恐怖统治，该团的年轻人似乎想要在日本平民身上练习他们的武术。无论是用刀、拳头还是其他什么方式，任何琐碎的理由都可以成为攻击的借口，参与这些活动的士兵每次回来，身上都沾着血。他们会走进商店，拿点什么自己想要的玩意儿出来，或者由着性子砸碎几扇窗户。这里的女孩无论长幼，晚上都绝不出门。

贝尔说，美军的犯罪行为几乎不会有人向警察控诉，顶多有五分之一。1947年9月开始后的第16天，被公开控诉的罪行就有16起，除了有人在公路上超速行驶不小心撞死了一个日本女人被拘禁外，其他所有案件，宪兵也是得过且过的态度。至于宪兵自己的军纪，他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一辆由宪兵驾驶，满载宪兵的军车强行碾过了一处拥挤的市场，若不是他坚持，那些受伤的人根本不会被送去医院。

贝尔抱怨说，他们来这里的职责是给当地民众带来教育和改革，但一帮流氓兵痞却以这种方式教导他们什么是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与体面，也压根不在乎。但他的抱怨对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美军来说是全然无效的，自始至终，占领军军纪被认为存在很大问题，但考虑到日本同样面临残忍对待敌国军民的指控，执法者对许多个人犯罪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就好像这是战胜国应有的补偿。

霍华德·贝尔的控诉并不是没有支持者。1950年8月14日，海军军官出身，战后在东京担任民事律师的亚历克斯·彭德尔顿（Alex Pendleton）在回到华盛顿后向杜鲁门总统的行政助理查尔斯·墨菲（Charles S. Murphy）投诉了麦克阿瑟政府的残暴不仁，他控诉的内容包括：

盟军司令部一点也不友好，无论他们的性格、教育水平和地位如何，日本人就像狗一样被使唤。没有任何规定允许日本人向盟军司令部寻求帮助，无论他们面对的司令部雇员多么卑微，又多么不公正；

1. 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
2. 行贿是如此普遍，乃至理所当然；
3. 向赤贫者不必要、不知足地征用（抢夺，requisitioning）财产的做法是如此寻常。

对于彭德尔顿的指责，查尔斯·墨菲是这样汇报杜鲁门的，彭德尔顿给他的印象是个聪明人，但此人喜欢夸大事实，关于他的指控值得进一步调查。我们不知道杜鲁门与墨菲有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调查结论，但事实证明，彭德尔顿的指控在哪里都不受欢迎，至少在对日统治问题上，麦克阿瑟自始至终被视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化身，这点从未改变。彭德尔顿说，除非采取行动，日本将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任何要求，哪怕是一支入侵的军队也会得到大量支持，美国人的暴虐正在把日本推向共产主义。

而麦克阿瑟在1951年5月5日的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说：

我相信日本人钦佩、尊重的不仅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有美国人的个性……他们已经被美国人的家族精神深深折服。

就在这种诡谲的，献身于虚无主义的轻松感下，驻日美军以和平手段接管了日本本土。战后进行占领史研究的西锐夫回忆说，当他怀着美国士兵赠送的糖果回家时，父亲责备他是个不要脸的乞丐，不仅是怒斥，脸上浮现着无限的哀伤。而他写道：每个人的生活，每个民族存在的记忆中，将有一个非凡的启发时刻，他们曾笃定的信念如夏日光热下的露水般消逝，只余下那不复往昔的，恢弘的海市蜃楼。

在最后的报告中，内务省提到1945年10月4日受理的占领军不法行为共20件，10件发生在室内，10件发生在户外，10件发生在白天，10件发生在夜间，涉及金钱的犯罪3件，合计损失金额1450日元（约97美元），失窃衣物、器具等8件，自行车2辆，钟表4只。

一名醉酒的美军士兵引起了一场钟表抢夺事件。

一起被报案的衣物失窃事件，警方推定实际上是日本人作案的可能性更高。

未遂暴行一起，发生在当天傍晚6点，中村【字迹不清，似乎是女性】在桥梁上行走时。遇到两名浴场出来的美军施暴，引发民众骚乱，美军逃跑。

此外还有一起持枪胁迫事件。

1945年10月4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自由指令」，罢免内务大臣、废除思想言论限制法规、废除特高、释放政治犯等，对内务省事务展开全面整顿，逐步开展警察机构去集权化等措施，日本的战后民主化翻开了新的一页。

苏联与罗马尼亚：空屋

参考文献：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Karel C. Berkhoff）
『The State, Anti Semitism,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Diana Dumitru）
『The Deportations from the Neighbouring Chernivcy Region (Ukraine) in 1944-1953 and from the Bricheny, Oknitsa and Edinets Regions (Moldova) in 1945-1951』（Maryan Lopata, Andrey Mastyka, Marius Tarita）
『Soviet Occupation of Romania, Hungary, and Austria 1944-45~1948-49』（Békés, Csaba）

扎拉：我能说什么？德国人对我们不坏，他们没拿过我们任何东西，也没有从其他村庄带走任何东西……德国人来了，德国人走了，既没有迫害我们也没有伤害我们。

采访者：可你刚才告诉我们，德国人与罗马尼亚人一起杀害犹太人，现在你却说他们没做过任何坏事，这是什么意思？

扎拉：是的，太对了（他们杀了犹太人）。他们没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只是杀了犹太人而已，没有抢走我们任何东西，反倒是那帮俄罗斯人来了，几个月就把我们征到前线（当红军）……

采访者：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是吗？

扎拉：俄罗斯人更烂，他们见了我爹就说「腌肉有没有？给我们面包和盐！」，然后就跟头死猪一样吃吃喝喝，醉到不行了还在村里制造大骚乱，村民们都被他们吓死了。有一次，他们闯进某户人家，朝一个葡萄酒桶开枪，里面竟然还有个淹死的士兵！天哪，想想俄国人进村后都干了些什么！我不想在俄国人、德国人之间站队，谁也不是我家亲戚。

采访者：会有人研究俄国人的，但我们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扎拉：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在这里待了三年，没有从人民的篱笆上拿走一根木头，牵走过一匹马，一只羊。
——奇里拉·扎拉（Chirilă Zara），1923年出生于波齐姆巴蒂，2006年采访记录

东欧、巴尔干地区是个极端复杂的地带，尤其一切开始与战争、民族问题相关联的时候。1944年，一名来自博胡斯拉夫镇的乌克兰女孩（15岁）在藏身地被红军士兵发现时，他们喊道「那里的是谁？」。她回答「是我，Svoï（自己人）！」——这个词汇被用来指代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的所有“自己人”，不包括德国人、犹太人，但几乎肯定包含了那些受欢迎的俄罗斯人。

对苏联红军来说，这个答复已经足够了。但以四年前的标准来说，这个称呼见证的是时代的变迁。大约三十年代前后，被称为共青团世代的乌克兰年轻人最普遍的自称是「纳什（Nashi）」，代表一种无关民族成分的，接近“人民”的表述。纳粹德国的活动为当地生活与文化烙刻了新的印记，苏德战争时期，这个词汇在乌克兰地区迅速转变为对布尔什维克、俄罗斯人的称呼，在反俄、反布的民族主义者眼中与Svoï（“自己人”）的概念差别开来。更糟糕的是，一种迫切的民族识别诉求，伴随着占领政策的深入与政治动员拓展开来，迫使那些没有在种族问题上如此狂热的乌克兰平民接受一种新的世界观，而它基于一种极为简单、有说服力的奖惩机制：

犹太人、俄罗斯人、叛徒会被剥夺财产、杀掉。（最初几个月里，亚洲面孔的穆斯林也会被杀掉，因为他们受割礼，时常被与犹太人搞错，但伊斯兰教本身受到宽容）

乌克兰人、突厥人、北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不会被杀掉，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优待，乃至得到那些被剥夺的财产与土地。

德国人试图诱使乌克兰民众采取积极措施反对犹太人，但他们很快注意到，这种煽动工作要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居民的自觉。尽管得到了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纳粹德国的合作者们记载了他们在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第聂伯河流域）煽动种族仇恨时遇到的困难，那里的人对犹太人的态度要温顺得多。以文尼察为例，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撤离乌克兰前销毁了重要文件，德国人不知道哪些是犹太人，哪些是布尔什维克。当地人欢迎德国的到来，对德国人很友好，但也不配合检举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至于宗教问题，前来传教的德国牧师们发现，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连教堂都不愿意去，觉得将周末花在电影院比无聊的教堂礼拜有趣得多，至于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访问教堂，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恐惧。反犹主义与基督教对乌克兰来说好像是段遥远、尘封的记忆。

随着占领时期的深入，罗马尼亚与德国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更是加深了双方的敌意，许多人可能不喜欢犹太人，或者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政治，但他们看到德国人在当地强化日耳曼人的特殊地位，而罗马尼亚人的存在比内务人民委员会要糟糕一百倍，在行贿、强奸、杀人、种族灭绝等领域全方面地刷新了他们的认知。为了压制反抗运动，罗马尼亚当局宣布在乌克兰地区每出现一名罗马尼亚士兵死亡，他们就杀掉100名平民，后来增加到200名平民。1941年11月20日两名乌克兰人杀死两名罗马尼亚士兵后，他们又宣布今后每发生一次游击破坏活动，就杀掉500名平民。

似乎觉得只是停留在死亡威胁的公开炫耀上还不够直白，1941年10月22日，一枚炸弹在罗马尼亚军总部爆炸后，安东内斯库下令对布尔什维克、犹太人进行报复，次日在敖德萨公共广场上向公众展示罗马尼亚人如何有着同时对五千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执行绞刑的优良传统，随后又将19000名犹太人带到公共广场上集体枪杀，在他们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焚烧。在罗马尼亚尝试将这个几乎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地区纳入统治的背景下，乌克兰人反而开始在犹太人的命运上看到自己。

然而，与犹豫不决的乌克兰人不同，在比萨拉比亚，当地行凶者显然更愿意相信，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比萨拉比亚即以其悲惨的经济状况、过剩的农业人口闻名。

当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政权重新接管比萨拉比亚后，这里很快掀起一场证明摩尔多瓦人爱国热情的忠诚测试，新政权开始煽动从比萨拉比亚驱逐所有的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与波兰人的案例一样，同时代的观察者发现，农村地区时常比城镇地区更热衷于反犹运动，尤其是犹太人从一个又一个地方消失后，波兰人与摩尔多瓦人可以尽量攫取他们带不走的土地与财产。

尽管如此，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8年的调查、审讯报告，经济问题显然不是在当地引发大屠杀的唯一因素，比方说，犯罪者时常在事后想起，要从满是血污的尸体口袋中掏出现金和值钱的物品，而当那些贫穷的犹太人哀嚎着自己也是穷人，向周围的罗马尼亚人求饶时，他们显然也不会得到宽恕。基蒂克-米哈伊尔·基里洛维奇（Kitik Mikhail Kirilovich）杀掉他的犹太邻居时，他觉得很高兴，因为这个蠢货欠了他100苏联卢布好久没还了，这样至少能拿走这家伙的衬衫和裤子。

无论大屠杀的诱因是什么，厌恶、理由与掠夺财产，三者本身只有脆弱的一线之隔。通过向新政权、新理念宣誓效忠，成为富有的新地方精英不仅是时代冒险家们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时常被用来刺激那些举棋不定的机会主义者参与他们的瓦兰吉冒险。

苏联军队从比萨拉比亚逃走后，民间自发的大规模劫掠事件已经开始了。战后因为参与屠杀、抢劫犯罪被捕的弗拉茨斯库·格奥尔基（Fratsesku Georgiy）说，几乎每个拥有马车的摩尔多瓦人都参与了这场免费的丰收节。当罗马尼亚军队抵达时，摩尔多瓦人成群结队地欢迎他们进入自己的村庄，主动将他们领到犹太人的房子那里。罗马尼亚宪兵与军警对于处死犹太人通常不会有所犹豫，而在科托沃斯克，一名罗马尼亚军人说他觉得不太舒服，拒绝开枪，两名平民立即提出愿意代劳。在斯库莱尼（Sculeni），当地居民积极搜罗了300-400名苏联活动人士及犹太人的名单，带领罗马尼亚士兵找到他们的住处和藏身点，强占他们的房舍、财产作为奖励。

所有犹太人居住的棚户区、城镇和村庄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抢劫，无论是犹太幸存者还是非犹太目击者都提到，比萨拉比亚的农民要么步行、要么乘坐马车涌入犹太人社区，一边掠夺村庄，一边杀死恐惧的犹太人，往自己的卡车上满满地装载家具、地毯、衣物、餐厨用品之类，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在大狂欢中，女性也参加了这场盛宴，瓦西里·库拉拉里（Vasilii Curarari）的夫人提着一根铅制手杖锤烂犹太人的头，以这种方式杀了不止一个人，叶夫根尼娅·雷卡姆丘奇（Evgenia Recamciuc）从一名尚未死亡的受害者身上拔下金牙，又以剁掉手指的方式抢夺对方的戒指。没有直接参与的妇女则都对他们丈夫的行为表示支持，将收获日的衣物等改成适合家里人的长短，给老人和孩子穿。齐利亚·卡波娃（Chilina Carpova），一名四十多岁的摩尔多瓦农妇，在罗马尼亚士兵允许下欣喜地从一名即将被处决的老妇人手中夺走她的披肩，大声嘲弄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今后该我们过了！」

因为战利品太过丰厚，到了晚上，忙碌辛劳一天的摩尔多瓦人围坐在自己的村落里，彼此分享战利品，享用美酒与佳肴。宴会上，十岁的帕拉斯科维亚·伊奥内尔（Parascovia Ionel）将糖果包进自己的围裙，而她的哥哥与表姐炫耀说，他们今天帮助一名罗马尼亚宪兵虐杀了一名犹太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可谓日行一善。未成年人也大规模参与了洗劫与屠杀，他们与家里人一起出去干活，观看行刑队射杀犹太人，但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被追究责任。

当罗马尼亚政府决定将剩下的犹太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后，摩尔多瓦人如游击队般在他们被驱逐的路线上设下埋伏，藏在玉米地里，只要有人中途倒下，他们的尸体从来不会寂寞。正因如此，有些宪兵很愿意与附近村民做生意，只要有人看上某个穿着得体的犹太人并行贿，宪兵就会负责把这个人杀掉，将尸体完整地交给出钱者，也有不想行贿的农民直接杀死囚犯的案例。除此之外，更多人会趁押送的罗马尼亚宪兵不注意，成群结队地闯入队列，从犹太人身上抢走行李和衣物，或者只是单纯采取暴行，或者强奸。而他们留下的房屋与土地都成为了摩尔多瓦人的财产——正如许多人回忆中的那样，这些房子被洗劫过无数次，无论它们过去的主人是否过着富裕的生活，这些房子是空着的。

即使消灭犹太人不见得本质上改变了摩尔多瓦人的生活，人们以一种轻松、获益的心态接受了犹太人消失的现实。

对于摩尔多瓦农民来说，关于犹太人富裕生活的传言无疑使他们招致了更多记恨，但屠杀犹太人的问题显然不完全是经济矛盾、信仰问题造就的。事实上，那些与摩尔多瓦人一起种植烟草、谷物，信仰基督教，生活在同一村落的犹太农民也被杀掉了。许多人杀死他们的朋友、亲友只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都在追杀犹太人——事实上，将沙皇俄国、战间期罗马尼亚面临的诸多社会政治弊病归罪于犹太人，是一种长期培养中流行开来的话术，人们的态度是由实际问题、普遍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和激烈的反犹宣传共同形成的，而安东内斯库政权的回归，直接导致了这种仇恨性质的公共叙事总爆发。

谈论总数，比萨拉比亚农民采取的大多数行动仅限于掠夺犹太人的财产。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仇恨驱使他们诉诸暴力和谋杀，即使罗马尼亚政府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不见得那么极端。罗马尼亚当局很少主动干涉（少数）比萨拉比亚人私藏犹太人，或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做法，也没有很积极地在被曝光的案例中对包庇犹太人的摩尔多瓦人采取惩罚措施，但这起事件确实很好地证明了比萨拉比亚人对罗马尼亚及右翼民族主义的忠诚。

1941年，一名来自帕里塔村（Pârlita）的小女孩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她叫埃卡特琳娜·鲁苏（Ecaterina Rusu），那年12岁，与同乡的大人们两次闯入帕尔利塔-塔尔格（Pârlita-Târg）的犹太社区抢劫，她说，自己只是想到那里找点玩具玩。遗憾的是，大部分东西已经被当地人搬空了，她穿过一间又一间空屋，看到一个死去的女人倒在台阶上，认出她的家人好像在那个地方卖过牛奶。在她的身后，罗马尼亚士兵正把成群的犹太人带走处决，这也是这场劫掠的背景板。

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受到惩罚，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苏联人永远不会回来了。

被流放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摩尔多瓦犹太人在1945年与苏联人一起回来了。

敖德萨曾经是乌克兰地区反犹传统最浓厚的城市之一，历史上发生过五次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1821年、1859年、1871年、1881年和1905年），1905年10月事件中，在敖德萨被杀死的犹太人数量超过了沙皇俄国历次反犹屠杀的总和。而当1941年敖德萨落入罗马尼亚人统治后，这座依然有超过十万犹太人口的城市并没有如纳粹预期的那样出现反犹主义的回潮。犹太幸存者揭示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年轻人是最值得信赖的社会群体，他们对共产主义有着相当的信仰，可以影响他们的长辈，而且，许多人发现他们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被问及民族问题。

义务教育与世俗学校或许是这个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学校建立人际关系，那些童年时代建立起友谊的人很难在道德层面允许自己出卖同学和朋友。此外，因为苏联时代对反犹主义的长期打击与解构，尤其是乌克兰本地原生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很难与罗马尼亚人宣扬的——“粗俗的反犹阴谋论”共鸣，如果不是罗马尼亚政府坚持，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的报纸编辑不太愿意刊登、转载这种文章，觉得它们不会受到当地人喜欢。

尽管依然有投靠反犹主义的人兴风作浪，这种危险思想在苏德战争时期的乌克兰民间社会被极端削弱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基本上都是外来的罗马尼亚人、德国人所为，甚至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德裔也没有积极配合占领军检举犹太人，对于灭绝犹太人的纲领完全不上心。他们不喜欢苏联与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统治下他们得到了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特权，然而，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在苏联时代受到压制是一个名为“犹太人”整体的错，相反，似乎大多数本地德裔都觉得犹太人是无害的。即使可以识别出哪些本地人是犹太人，但他们经常装作自己不是很清楚，导致党卫军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配合怀疑许多本地的德意志民族并没有完全接纳国家社会主义议程的许多关键议题。

当他们“同胞”的特别行动队开始公开、大规模、针对性地屠杀犹太人时，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德裔也被震惊了， 有人评论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掌权的二十年里都没有像新当局在这几个月里干的事一样流氓。尽管德国人训练了党卫军监督下的大量德裔警察协助他们枪决犹太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一样积极参与了当地有组织的反犹太暴力活动，同年，大约有数百名德裔因为“共产党员”、“与犹太人通婚”的罪名被党卫军枪杀。

在大屠杀最严重的时候，一位犹太幸存者依然得以安然生活在他的公寓内，因为他友善的德裔邻居迈耶家族为他提供了保护。此外，敖德萨犹太人雅科夫·马涅维奇（Iakov Manevici）回忆说，他的邻居阿维里切夫父子（俄罗斯族）都是水手，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里经常喝醉了酒喊着沙皇时代的口号「打倒犹太人，拯救俄罗斯！」。然而等战争真的爆发后，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免受迫害。

在城市空间之外，同样具备反犹传统的农村地带，在乌克兰农民的帮助下，许多敖德萨犹太人逃出了这个离罗马尼亚人最近的地方，通过马车被送到远方的农村地区躲起来。

在大多数摩尔多瓦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中，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农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提供食物和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说乌克兰本地的语言，只能被动地接受帮助。一名乌克兰男子曾带着女儿为被驱逐者送去一桶水，却被罗马尼亚宪兵打了一顿，伤得很重，他的家人不得不把他裹在毯子里带回去，几天后，他就死了。从那以后，乌克兰人改变了策略，他们会把农产品从远处扔给被驱逐者。在某个村庄，农妇们把装着食物的包裹放在纵队前面的道路上，而一些并不担心处罚的农民在他们的村庄里直接向被驱逐者分发食物，1941年12月的严冬，在德涅斯特河沿岸“一座有很大教堂的村庄”，当地妇女在霜冻和大雪中为被驱逐者提供热煮土豆。

米哈伊尔·巴尔蒂克（Mikhail Bartik）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说，他们听不懂、也不会说当地任何语言，为了生活下去，就这样站在其他人家门口以姿势乞讨，直到被赠予一些东西。当他走到科津齐村（Kozintsy）时，他看到村头第一间房子里有个木桶，里面装着土豆、豌豆和其他蔬菜，好像是给猪吃的，就这样跑去木桶边趴着吃东西。两个女人闻声而来，让他坐到桌子旁，哭着给了他许多食物，让他吃饱了带回营地跟大家分享。他曾两次遇到过不友好的村民要把他抓到市政厅去，但在一名乌克兰女孩的干预下，他们释放了他。

某些犹太人设法逃出了集中营和死亡行军的纵队，他们自流放以来没有洗过澡，身上几乎没有什么衣服，看起来像骷髅而不是人，想要向当地人隐瞒身份是不可能的。但至少那些活下来的，遇到的都是帮助他们的人。经历过大清洗时代而失去丈夫、儿子的许多妇女，比如叶卡捷琳娜·萨琴科（Ekaterina Sachenko）、阿纳斯塔西娅·戈尔布尔斯卡娅（Anastasia Gorbulskaya），以此曾在苏联时代作为“富农”典型的米哈伊尔·托米什（Mikhail Tomish）也冒着危险，积极保护了摩尔多瓦的犹太人，显然，他们没有相信犹太共产主义的谎言，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犹太人——尽管如此，当纳粹德国与罗马尼亚军队终于离开乌克兰与比萨拉比亚时，那些回到故乡的犹太人，无论在基辅、敖德萨还是摩尔多瓦，在讨要过去被剥夺的财产中又使自己陷入了新一波的敌意与反犹主义循环。

更糟糕的是，不论是从军还是逃难回来的犹太人发现他们现在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像过去那样卑躬屈膝，没有人比犹太士兵更反感反犹主义的了。

1941年，摩尔多瓦、乌克兰的犹太人跟着苏联军队告别了他们的父母、妻女，作为35~50万苏联犹太军人的一员到远方参军，三年后，当他们回到故土时，迎接他们的是一间空屋。

科帕奇村的农民杀死了两名当地犹太人，他们把他们带到普鲁特河，放在一条船上，朝他们投掷石块，直到他们被砸死、淹死，砸死、淹死。从苏联归来的阿特舒勒、阿拉德一家人回忆着他们的这里生活过的痕迹，以及那一天到来时的情形。可以想象，这样的叙述将悲伤、真实的记忆与讽刺、虚构的元素混为一谈。

自那以后，他们永远离开了科帕奇村。

+4：在家中庇护犹太人等其他严重威胁个人生命的援助

+3：适用于提供食品援助

+2：轻微合作行为

+1：精神支持

-1：反犹言论

-2：掠夺犹太家庭物品

-3：身体暴力，或向国家机关检举犹太人

-4：身体暴力致死

关于发生在摩尔多瓦的屠杀，与那些认为会做出残忍行为的人大多是贫农、罪犯、文盲、恶棍的观点不符，通过总结苏联战后在摩尔多瓦发起的大屠杀调查起诉资料，许多案件指向了一个不祥的结果——比萨拉比亚的犯罪者都很普通。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大多是20~30岁左右年富力壮、已婚有子女的摩尔多瓦族男子，社会阶级大体在中农水平上下，54%的被告是中农、17%的被告是贫农，41%的人识字（接受过一定水平的教育），35%半文盲，18%文盲，5%不明，接近同时代比萨拉比亚的普遍受教育水平。

正如那些回忆体现的那样，苏联检察机关发现，那些雄心勃勃的暴行大多不是单独个人，而是大批普通民众所为。参与大屠杀的人数被低估了，许多犯罪者逃跑了，许多犯罪者从未被发现。更令人惊讶的是，1944年罗马尼亚军队自行撤出比萨拉比亚后，重新接管当地的苏联军队将当地作为解放区，开始挑选年龄合适的人到前线服役。许多犯罪者在摩尔多瓦解放后被征召到苏联红军，成为后续军事行动中的烈士，将他们的秘密埋葬在了通往柏林、对抗纳粹的道路上。

苏军：王国、革命与解放

虽然本文已经罗列了驻日美军占领日本最初三十天的资料，遗憾的是，我无法找到与这些档案精细度同等的资料来详细对照苏军、美军的军纪差异，故而只能在这篇文章中做一些相对表浅的分析对照。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罗马尼亚与日本对比，而不是德国的案例，那是因为：

1. （首要理由）1945年8月29日，罗马尼亚军队及德国第6集团军在第二次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溃败后，在布加勒斯特，以罗马尼亚王储米哈伊一世为首爆发了反对扬·安东内斯库政权的政变，成功后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能够以大体和平的方式接管大部分罗马尼亚领土，而不是像德国那样是通过战争手段占领，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2. （次要理由）类似于日本内务省的机构，罗马尼亚宪兵总监察局、罗马尼亚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少许有关苏联占领罗马尼亚时期的资料。
3. 罗马尼亚人在被他们视为同胞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地区维持了不错的形象，但在外德涅斯特河流域的表现非常糟糕。将他们惯常的抢劫、强奸、杀人习惯带到了乌克兰。普通士兵在乌克兰做出包括强奸杀人在内的任何事也不会被处罚，罗马尼亚宪兵站在当地被称作「狂扁工厂」（Fabrica de Bataie），宪兵经常找当地人麻烦，乃至曾有宪兵在桥梁上以威士忌为赌注开展“爆头”竞赛，然后宣布被打中的那个人是游击队——因为罗马尼亚在乌克兰的表现太过糟糕，1941年夏季，德国国防军不仅专门就罗马尼亚军队的纪律问题向安东内斯库首相提出抗议，还专门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成立了一支德意志民兵武装遏制罗马尼亚军队的抢劫及其他暴行。
4. 成功指挥第二次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主导罗马尼亚占领政策的苏联指挥官，是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1945年，他在八月风暴行动中指挥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成为苏联东北占领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与监督者，虽然本文不会涉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表现问题，但我认为他在罗马尼亚的表现，对于东北问题来说是个很有趣的参考。

考虑到篇幅问题，这一篇章我会着重翻译苏军占领罗马尼亚时代的一些档案文件，只做出极少量的评价，相信许多读者看过后应该会与我有相似的感受。

罗马尼亚宪兵总监察局第640号报告：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农村的行为（1944年9月12日）

笔者注：罗马尼亚宪兵是承担部分民事责任的军警。根据1944年11月29日，由盟军控制委员会（苏联实控）的弗拉季斯拉夫·维诺格拉多夫中将（Vladislav Vinogradov）签发，要求调整苏联红军与罗马尼亚政府关系的命令书，这份档案内提到的征收行为，是没有得到最高指挥部批准，由地方指战员、少数违纪军人自行发起的。1944年11月29日，苏联禁止了地方部队在没有得到罗马尼亚地方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无偿手段向机构、企业、个人索取物品、要求提供住处等行为，禁止苏联红军、士兵没收非法战利品以外，罗马尼亚人的私人物品。

这些档案体现了罗马尼亚政府投降后，苏联红军快速解放罗马尼亚全境过程中遇到的混乱，以及红军士兵与罗马尼亚旧政权人士的敌对关系。这种情境显然导致苏联无法很好地维持军纪，根据行使权力的部队不同，既有抢劫行为，也有类似“劫富济贫”的案例。

伊尔福夫县（Ilfov County）

乔夫伦杰尼乡（Ciofrângeni）：1944年9月8日晚上11点左右，当地宪兵站巡逻队两名成员，莫托克·康斯坦丁中士、斯托利卡·内德列亚列兵在伊兹沃拉尼村（Izvorani）附近履行职责时，被五名俄罗斯士兵缴械。除却武器外，他们还抢走了两人的公文包、50发子弹、650列伊（罗马尼亚货币）。

1944年9月10日，俄罗斯士兵从洛苏（Roşu）宪兵站夺走无线电设备，顺便捎走一件制服夹克。

普拉霍瓦县（Prahova County）

哈特卡劳乡（Hătcărău）：1944年8月30日，俄罗斯士兵从西米恩·巴努那里拿走两桶酒，从康斯坦丁·克里斯蒂亚那里拿走几袋燕麦。修女【数据删除】遭到强奸。

德勒格内什蒂乡：1944年8月30日，格奥尔基·奥拉鲁被抢走67000列伊，玛丽卡·波佩斯库（药店主人）被抢走价值20万列伊的药品。玛丽亚·沃库的双轮马车带两匹马失窃，托马·巴拉也被抢走一辆双轮马车。

乔拉尼乡：1944年8月30日，米哈拉切·佩特雷被俄罗斯人枪杀，60000列伊，一块手表、一枚戒指被抢走。支利拉·支里塔被抢走30万列伊，格奥尔基·斯特尔涅斯库被抢走25万列伊。格奥尔基·波佩斯库被抢走18万列伊和一块手表。当地农场累计失窃：10匹驮马、6匹战马、2辆车、3对马具、2头猪、1.8千克燕麦。

亚丹卡塔乡（Adâncata）：1944年8月30日，两匹马、玉米、燕麦，以及伊翁·格奥尔基的鸟。

阿尔贝斯蒂乡（Albeşti）：1944年8月30日，宪兵站被捣毁，宪兵被驱散。

布科夫乡（Bucov）：1944年8月30日，15名居民遭到抢劫。宪兵站办公室被毁，军官被捕，武器被收缴。

克鲁格鲁亚斯克乡（Valea Călugărească）：1944年8月28日，邮局失窃300万列伊。装有雅西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火车车厢在车站遭到入侵，书散了一地。苏军将两节装有小麦和玉米的火车车厢扒开，分给当地居民。当地宪兵的装备被收缴。

科西列基乡（Coşlegi）：1944年8月31日，多布雷斯库、克里斯托波尔、乌尔拉特亚努的庄园被毁。布雷里雷内斯库、克里斯提亚、拉科贝斯库先生的酒馆被毁。宪兵站跟他们一样。

马古雷勒乡（Măgurele）：1944年8月31日

1. 马古雷勒乡宪兵站的自行车被盗，巴尔特斯蒂乡宪兵站也有一匹马被抢走。
2. 行动中心损失：29匹马、8辆双轮马车、3辆四轮马车、4辆卡车、1辆轿车、5对马具、3000升汽油、15个桶、1.5万公斤燕麦、1.5万公斤木材、53件武器、50条皮带、30发子弹；
3. 补给中心损失：巨大多的咖啡、薏米、肥皂、烟草、茶叶、罐头、燕麦和大麦，以及各种军用物资；
4. 三家酒馆被毁；
5. 格奥尔基·奥比勒伊乌被带走60只羊，斯特凡·奥比勒伊乌被牵走4匹马，约内斯库先生失去了四轮马车。【数据删除】的两个女儿被强奸，隆·帕翁被枪杀，皮罗伊斯蒂仓库丢失四辆卡车，面包师康斯坦丁·波帕被抢走一匹马、10000列伊。

彼得罗沙尼乡（Pietroşani）：1944年8月31日，博西上校的庄园被毁。

佩罗伊斯特罗里乡（Ploieştiori）：1944年8月31日，两处住宅、四家酒馆、一家菜园被毁。居民尼古莱·巴罗萨努被枪杀，维塔·杜米特里卡中枪。三名老妇人被羞辱。格奥尔基·多布林被抢走一台无线电设备和卡车部件，两名宪兵军官被剥夺装备，两名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宪兵被打成重伤。宪兵站长被捕后枪毙。

布莱诺伊乡（Blejoi）：1944年8月31日，两处住宅、一家企业，一所酒馆被毁。斯特凡·科德诺伊被枪杀。

布拉济乡（Brazi）：1944年8月31日，载有难民行李的火车在车站被毁，宪兵站失去两匹马。布拉济炼油厂的宪兵站负责人被缴械，炼油厂住宅、赌场被毁。

盖尔吉查乡（Gherghiţa）：1944年9月2日，一所当地农场被牵走许多猪，以及30匹马。

内戈伊斯蒂乡（Negoieşti）：1944年9月2日，宪兵站被毁。

波塞什蒂乡（Poseşti）：1944年9月2日，宪兵站被缴械，五所酒馆、四处住宅被毁，一名老年妇女玛利亚·亚历山德罗被枪杀。

奥格雷丁乡（Ogretin）：1944年9月2日，两辆四轮马车、两辆载客马车被盗，杜米特鲁·萨拉霍鲁的粮库被毁，本地电话线切断。

伯德尼维契乡（Podenii Vechi）：1944年9月2日，六处住宅被毁，六名少女被强奸。

哈布德乡（Hăbud）：1944年9月2日，宪兵站被毁，人被赶了出来。

泰伊沙尼乡（Teişani）：1944年9月3日，两处住宅被毁，一名叫艾莲娜·佩特的少女被枪杀。

斯卡伊奥西乡（Scăioşi）：1944年9月3日，第九防空团基地的所有汽车、马匹、马车。格里戈雷·克里斯蒂亚也被抢走一两四轮马车、四匹马。

富尔加乡（Fulga）：1944年9月4日，瓦西尔·斯蒂凡斯库被窃走550公斤糖、700公斤面粉、一台无线电设备。

博伊亚诺-瓦尔比劳乡（Poiana Vărbilău）：1944年9月4日，宪兵站，两匹马带挽具。

科马尔尼克乡（Comarnic）：1944年9月4日、5日夜间，两家商店遭到破坏，一名宪兵军官的物品被盗。

德拉伊纳乡（Drajna）：1944年9月5日，宪兵站、企业、两家酒馆、一家商店和部分住宅被洗劫一空，被盗金额达到5700万列伊。两个机械车间全部被毁，价值3000万列伊的材料被盗。

伊斯瓦雷莱乡（Isvoarele）：1944年9月5日，戈古·尼古莱斯库的餐厅被毁。

奇托拉尼乡（Chițorani）1944年8月31日，一些居民遭到抢劫

1. 瓦约夫夫人因为拒绝交出她的毯子被枪杀。
2. 地方行政长官乔治·特雷切尔·纳尔切斯库试图阻止他的夫人被强奸，遭到枪击。
3. 宪兵中尉科罗尤因为阻止强奸一名妇女的行为，被枪杀

罗马尼亚秘密情报局：关于苏军不法行为的备忘录（1944年9月13日）

原注：这份文件是罗马尼亚秘密情报局根据宪兵队汇报，将苏联红军成员与罗马尼亚当局、平民的冲突汇总后得出的简报。

奥尔特县（Olt County）

科泰亚纳乡（Coteana）

1. 闯入宪兵站，要求宪兵给他们提供酒和女人，用自己带来的武器朝宪兵开枪；
2. 从居民瓦西里·马里内斯库那里抢走手表、衣服和一些家庭用品；
3. 从吉安·古兰那里抢走20万列伊、一匹马、一个马鞍、衣服和食物。

科尔比乡（Corbu）

1. 从当地居民马林·布尔德斯库那里抢走两桶葡萄酒、三个钟表和衣服；
2. 从牧师迪图里斯库那里抢走衣服、珠宝。

戈斯托瓦特乡（Gostovăţ）：从车主莱利亚·马诺尔斯库那里抢走一辆汽车。

齐利亚乡（Chilia）

1. 一名苏联军官走进法院，拿出左轮手枪，朝米哈伊一世（罗马尼亚末代国王）及其母后埃列娜的画像开火，将它们打了个稀巴烂，这是侮辱我们的陛下！
2. 一名摩托化部队指挥官（编号：RKO Military Office 59956）借口想去打猎，以名誉担保，向奥尔特县狩猎督察，预备役宪兵上尉库乌列·莱昂尼达请求借用一把12毫米口径猎枪，承诺三、四个小时后归还，带着弹药箱和30发子弹走了。他没有归还。

维佩斯蒂乡（Vulpeşti）：1944年9月9日上午10时30分，多布罗特萨乡宪兵站站长，加吉乌·彼得雷中士在维佩斯蒂乡出差期间，试图阻止一名醉酒的苏联士兵闯入一名女性的住宅，被开枪打死。他的同行者，宪兵加古·特奥多尔（比萨拉比亚人）也跟行凶的俄罗斯人一起失踪了。

罗马纳茨县（Romanati）

1944年9月9日，大约六名俄罗斯士兵在代韦塞尔乡（Devesel）挨家挨户地打劫，当他们企图闯入学校时，一名宪兵军士长决定阻止他们，他是巡逻队的队长，本地的宪兵站长也赶过来了，双方发生肉搏，俄罗斯人跑了，但很快就带着更多人手回来，他们持有自动武器。宪兵为了避免缴械，决定逃跑并躲起来。现在一名苏联军官正在与宪兵团共同调查本案。

沃尔恰县（Vâlcea County）

勒姆尼库沃尔恰市通信中心消息，由于电缆被苏军切断，他们与锡比乌市的电话联络中断。奥尔特地峡与锡比乌市情报站、警戒哨的电话联络只能通过克利默内什蒂市进行。这将导致勒姆尼库沃尔恰市驻军的空中预警能力瘫痪。

多尔日县（Dolj County）

普图里乡（Puţuri）：彼得·尼古拉斯库被抢走200万列伊。

克拉约瓦市（Craiova）

1. 到处都是驻军事件与市民投诉；
2. 在城市郊区及郊外，那些独自巡逻的警察遭到抢劫，通常是针对手表、金钱；
3. 平民遭到拦路抢劫，他们的行李、马匹、马车、食物等被窃取；
4. 克拉约瓦第七林务组负责人向一名苏联军官申诉说，苏军正在他们的仓库里搬东西。那名军官说我们应该知耻，罗马尼亚军队在苏联什么都抢，现在俄罗斯军队需要机器，粮食，木材等到柏林去；
5. 克拉约瓦法院，一群俄罗斯士兵奉命取走马厩内所有活蹦乱跳的马，被警卫制止；
6. 1944年9月7日、8日夜间，俄罗斯无线电部队切断电缆，导致城市通信中断；
7. 1944年9月9日下午，有两名苏联士兵企图入室抢劫，宪兵成功逮捕一人后关入宪兵站。不久后，两名苏联军官和大批士兵来到宪兵站，强行解除宪兵武装，将俄罗斯军人释放，顺便牵走一匹马。
8. 1944年9月9日、10日夜间，四名携带自动武器的俄罗斯士兵闯入摩托化营上尉斯蒂凡尼的家中，要求上尉交出他家中所有的黄金、珠宝，上尉拿出两颗手榴弹给他们看，俄国人撤退了。
9. 同日晚上，俄罗斯士兵闯入【数据删除】家中，强奸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10. 民众情绪急剧恶化，各地都在寻求军警帮助。

戈尔日县（Gorj County）

苏军在不明地点切断了总长60公里，由特尔古捷乌到布拉迪斯拉发的电话线。

梅赫丁茨县（Mehedinţi County）

1. 1944年9月6日，苏联士兵从一家商店偷走一架手风琴；
2. 1944年9月6日至7日夜间，10名苏联士兵武装闯入维多利亚酒店，强奸酒店女门房。

罗马尼亚盟军控制委员会副主席维诺格拉多夫，致信罗马尼亚首相康斯坦丁·瑟讷泰斯库（1944年11月2日）

笔者注：根据罗马尼亚与盟军的停战协议，罗马尼亚盟军控制委员会由苏联领导，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罗季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担任委员长，英美仅有观察员资格。控制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维诺格拉多夫中将（Vladislav Vinogradov）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委员会的实际代理人。

这封书信反应了苏联红军与罗马尼亚临时政府存在的争议，苏联要求罗马尼亚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承担更多义务，并为上次战争中对苏联造成的损失支付赔偿，但罗马尼亚政府极力避免条约义务的履行，双方围绕这些争议的决裂，成为康斯坦丁·瑟讷泰斯库内阁在同年12月2日垮台的前奏。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临时政府及反苏人士抱怨盟军控制委员会才是停战协议的破坏者，苏联能够通过多布罗加的指挥部随意向地方军队下令征发物资，将罗马尼亚的物资无偿抢走，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正常的索赔程序，并指控那些获得权力的地方部队指挥官在行为上越发变本加厉，1944年10月26日，只因为某位苏联军官的口头命令（没有任何官方文件），罗马尼亚非共产主义政权被迫向他让出了整个卡门·席尔瓦军事疗养院。

此外，罗马尼亚旧政权人员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1944年9月26日起，苏联反情报机关已经开始秘密逮捕罗马尼亚前政权的情报人员，要求他们揭发自己及同事在苏联的犯罪记录，透露秘密关系及情报网，找出仍在苏联活动的间谍线人及破坏分子。

尊敬的首相：

停战协议签署至今已经有段时间了，罗马尼亚政府现在有充分的能力完整履行条约义务。

然而，盟军控制委员会注意到，停战协议在执行进度上完全无法让人接受，这意味着现任罗马尼亚政府缺乏善意与意愿来执行罗马尼亚当局的停战条款。

即使是没有客观困难，无需特别准备的条款，罗马尼亚也没有妥善执行。举例为证，我们来看停战协定第二条（罗马尼亚政府承诺解除德国、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军队的武装，将包括这些士兵在内的两国公民全部逮捕，但不包括犹太血统者）。

迄今为止，并不是所有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国人、匈牙利人都遭到扣押，被扣押者的拘禁条件允许他们每天离开营地，与其幕后追随者不受惩罚地保持联络，接收包裹上也没有限制。这种条件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成功逃跑。构成这种结果的要因，当然不是客观条件，而是罗马尼亚政府缺乏切实履行条约的意愿。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停战协定第五条（罗马尼亚政府必须立即移交苏联、盟军战俘，被强制扣押，或者逃难的苏联、盟军公民，自费为他们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食物、衣物及医疗服务，为所有人提供返回本国的交通工具）的执行，要求得到解释。罗马尼亚政府未能提供强制迁移到罗马尼亚的苏联、盟国公民的完整信息。

这些公民的生活供应并未得到保证，处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中。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罗马尼亚行政当局的多方代表正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影响苏联公民，劝说他们不要回归苏联。

停战协议第八条规定，未经盟军（苏联）最高统帅部同意，罗马尼亚政府必须停止对外输出、征用德国、匈牙利政府及其公民在罗马尼亚的财产（货币、物品）——译注：以使这批财产接受盟军（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全权调配。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并未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停战协议第八条的执行，无论是通过相关法律命令，还是对上述货币、物品进行有效管控。

目前，被相关人员拥有的物品、货币可以在不受到任何核查的情况下被带走，这违反了停战协议第八条。

停战协议第11条（罗马尼亚有义务向苏联、盟国赔偿战争损失。考虑到罗马尼亚已经对德匈宣战，这种处罚可以暂时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宥，在完整赔偿清单制定以前，罗马尼亚必须在六年内支付三亿美元赔款，美元市值锚定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以石油制品、谷物、木材、船只、各种机器等形式支付）。一个半月以来，罗马尼亚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执行停战协议第11条。直到10月下旬，盟军控制委员会的压力使得克里斯图先生（外交官、罗马尼亚停战执行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他的赔偿方案。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提案的内容完全无法接受，说明罗马尼亚政府对弥补他们在苏联造成的损失根本没有认真、切实的考虑。

停战协议第12条关于偿还被窃取的苏联战利品的条款不仅没有得到执行，反而遭到罗马尼亚当局阻挠。

截至10月20日停战协议签署以来一个多月为止，我们从克里斯图先生那里收到的，关于苏联被转移工业设施的地理信息不完整，完全无法接受。反而是盟军控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自行发现了大量机器、设备、车床、拖拉机及其他物品。此外还有拆解设备、变卖个人，隐瞒上述活动的案例，罗马尼亚当局对这些事件全无作为，任由这些设备被偷走、腐烂。

截止目前，罗马尼亚政府还没有对逃避交出苏联战利品的个人采取任何措施，这些物品被藏匿起来，时常遭到变卖。

卡西安将军领导下，负责归还苏联财产的组织也以一种完全不能接受的方式运作，这些物品的运输速度极其缓慢，完全不能接受。

类似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但即使是上述证据就足以揭露罗马尼亚当局在执行停战协定领域的破坏行为。

当前的情况，我们无法容忍下去了。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执行停战协议是罗马尼亚政府的义务，但你们一直在逃避这项义务。

这种逃避行为，表现在拖延停战条款的执行，向苏联政府递交明显不合理，乃至故意不可接受的提案。以罗马尼亚准备如何履行停战协议第11条（赔款）为例，要求夸大履约商品的账目价格之类。

现在，盟军控制委员会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停止其延期执行9月12日停战协定中已承诺义务的政策，认真、迅速、负责地执行一切停战义务。

盟军控制委员会提请罗马尼亚政府关注今年9月12日停战协定执行问题引发的严重局势，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务必不延期地履行公约。

罗马尼亚盟军控制委员会：关于红军与罗马尼亚当局关系的命令（1944年11月29日）

笔者注：这份文件由罗马尼亚盟军控制委员会副主席维诺格拉多夫中将签署，鉴于盟军占领罗马尼亚以来，以征发问题为代表的军民纠纷，对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民间形象构成的损害，委员会开始关注红军军纪问题。

根据罗马尼亚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关、私人组织、个人的投诉索赔，我们得知，苏联红军部队、不同驻地的军事指挥部、及个别红军士兵曾向地方行政机构、个人施加各种要求。这些要求包括：

1. 提供食品、饲料、住宿及设备等；
2. 不经过最高指挥部命令、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征发罗马尼亚人为苏联军事机构提供零星服务；
3. 在没有事先同罗马尼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任意征用军用屋舍、仓库；
4. 个别县的苏联军事指挥官正在给负责供应链的罗马尼亚代理人制造问题，后者需要对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者的食物、牛肉及蔬菜供应负责。
5. 此外，从所有者手中非法没收各种货品的现象依然存在；

我方措施如下：

1. 停止向罗马尼亚地方政府、组织及当地住民提出粮食供应及其他物品的要求，遵守停战协定。任何关于食物、场地及住宅的需求，必须由地方行政当局根据驻军申请，按照停战协定第十条（罗马尼亚政府需要定期支付费用，即本国货币，确保苏联最高统帅部可以在职责范围内，获取罗马尼亚境内的服务）设想的相应形式予以满足。途径罗马尼亚的红军部队需要获取补给时，也要遵循这条规定。
2. 禁止苏联军队、士兵没收罗马尼亚人的个人物品——除非它们是从苏联带来的战利品。
3. 不要阻碍罗马尼亚当局代表满足城市人口、工业机构、罗马尼亚军队供应的需求。
4. 不要干涉罗马尼亚当局与个人的冲突。（笔者注：这一条很容易被忽视，但其实很有趣，说明该命令发布前，部分驻军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他们试图庇护、干涉的是谁，是个有趣的话题）
5. 在与罗马尼亚当局、公司及其他组织代表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禁止不得体的行为。

以上述办法训诫你部全体人员。

备忘录：警察、宪兵面对苏联武装部队代表的行为（1945年3月2日）

笔者注：这份文件的起草者是罗马尼亚停战代表团军事参赞斯特蒂乌·普雷托利安（Septimiu Pretorian），他是旧政权军官，1945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47年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参谋长，1948年因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被捕入狱。

根据这份文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盟军控制委员会下达了整顿军纪的命令，红军基层的能动性依然存在。更糟糕的是，经历1944年的“恐怖统治”后，罗马尼亚执法部门已经不敢对身穿苏联军装的人出手。这就导致军事相关犯罪出现一种诡异的变体，任何逃兵、抢劫犯，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只要身着偷来的苏联军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作案——除非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宪兵与警察根本不敢对他们出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因为对罗马尼亚旧政权缺乏信任，还是其他方面原因，苏联红军拒绝赋予罗马尼亚执法部门自行处分“苏联军装类”犯罪的权力，而斯特蒂乌·普雷托利安希望代表罗马尼亚政府，向苏联请求获得临机、当场处分“苏军军装类”犯罪的豁免权，重振警察、宪兵部队士气，尽快恢复秩序。

然而，苏联的决心是一劳永逸地裁撤旧政权时代的军队、警察及宪兵部队，以全新的、可信赖的治安体制替代。这项大规模改革将在1945年3月危机结束后的彼特鲁·格罗查内阁时代进行。

（一）1944年9月30日发表的第984-200号初始命令中，罗马尼亚总参谋部曾表明态度，要求罗马尼亚陆军、宪兵及警察必须对身着盟军制服的各种犯罪采取应有的姿态。

在盟军控制委员会要求下，这项命令遭到取消，预备由另一项命令取代。因为无法就颁布这项命令的必要性，及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措辞问题与盟军控制委员会达成共识，新命令至今也没有颁布。

最近发生的多次针对罗马尼亚军事人员、平民的事件中，罪犯的攻击强度越来越大，要求军方、当局以迫切必要的态度对此等现象予以关注，就反应程序的规定做出调整。

目前，由于这种规定的欠缺，加上所有行动者都会被苏联指挥部逮捕、审判、处罚，罗马尼亚当局在面对身穿苏联制服的士兵挑起的事端时可以说既缺乏主动，又无能为力，以致于哨兵、巡逻队及其他军事安全人员也缺乏遵照上级指示的勇气，允许自己被任意解除武装、虐待，被迫移交他们保管的各种物资材料。

这种现象也导致了『训令法』（Ordinance Law）的滥用，这部法规允许对所有武装袭击盟军士兵的人员判处死刑，却未能授权合法保护个人生命安全及物质财产的例外条件，也不能确保命令的规范执行。

有鉴于此，罗马尼亚指挥部及当局时常向总参谋部呼吁，要求指出盟军士兵的不法攻击行为，提供资料说明『刑事法』（Penal Code）规定的正当防卫权或许可以适用于盟军士兵的案例，还是说这也会被视作敌对行为。

基于所有已知的原因，总参谋部应紧急考量提出，当苏联军队的举止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命令，以及我国采取正当防卫，及保护私有、国家财产的情况下，有必要明确展示军队、当局及警察的态度。

（二）罗马尼亚宪兵总监察局致内务部的第52-535号信件中指出，由于相互矛盾的指示，治安当局——尤其是警察、宪兵人员在干预“苏联军装分子”挑起的冲突时，在应对侵犯乃至枪击时不知要采取何种态度。

现有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治安人员的干预能力。因为身着苏联军装的破坏分子，不论是逃兵还是普通罪犯，都可以利用这种制服的保护肆意妄为。在宪兵对盗窃行为展开预防性、压制性干预时，尤其是使用枪械的窃贼往往可以对宪兵的程序下达命令，毕竟谁都知道，在查明他们的身份以前，谁也不知道军装下披着的是苏军士兵，还是罗马尼亚逃兵。

目前，首相已将宪兵总监察局的报告递交罗马尼亚停战执行委员会，以便向盟军控制委员会提出必要要求。

作为现有乱象的结果，罗马尼亚当局、公民由于无法分辨身穿盟军制服的苏军罪犯、逃兵、罗马尼亚犯人，难以在各种情势下捍卫自己的权利，处在精神与物质上严重受害的状态。为此， 经停战执行委员会司法顾问同意，提出以下条件。

我们请求盟军控制委员会批准：

1. 哨兵、武装警卫，以及负责国家公共财产安全的人员，出于执行自身任务的必要，应当被授权包括开火在内的办法，制止他人侵害。且根据罗马尼亚法律规定，平民、军事人员发现自身处于正当防卫状态，或者个人住宅遭到入室盗窃时，有权在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威胁时开枪自卫。
2. 涉及上述情形的事件，应成立联合委员会共同调查。如果受害者是苏联公民，则由一名苏联代表主导，如果受害者是罗马尼亚公民，则由一名罗马尼亚代表主导。

备忘录：维诺格拉多夫中将，致特奥哈里·乔治斯库（1945年12月6日）

笔者注：盟军控制委员会的弗拉季斯拉夫·维诺格拉多夫中将把这封信交给罗共中央委员特奥哈里·乔治斯库（莫斯科派），表示部分长期以来的反苏、反共人士正在通过夸大、渲染恐怖的手段诽谤苏联红军，借以攻击苏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合法性，希望罗共及彼得鲁·格罗查的农民阵线内阁可以处理这些人。但这封档案的收集者有不同意见，他在自己的注释中批判这封信件是“苏联包庇红军犯罪，利用事件镇压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NPP）重要领导人塞弗·博库的阴谋”，因为没有找到资料来侧面印证此事，个人认为可以辩证看待。

最近，我们通过许多案例观察到，在罗马尼亚的城市与村庄，房屋所有者们正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驱逐当地的苏联军官。

为了达到目的，不论是诽谤还是挑衅，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有时候，他们会剥夺苏联军官最基本的公共必需品（水、灯光、暖气等）。出于政治因素反对苏联军官入驻的个人也在以同样的办法行事，比方说，利波瓦市的业主塞弗·博库（Sever Bocu，56岁）为了摆脱驻扎在他那里的红军部队指挥官别列斯科夫上校（Col.   Bereskov），采取了最卑劣的诽谤手法，在对别列斯科夫上校的控诉中，公民博库写道:

我恳切地向您提请这一诉求，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受到了苏联军队蛮横、不公正的对待。

可是，博库没有提到任何可以证明信中行为的详细证据。公民博库在他的控诉中写道，他丢失了图书馆的藏书，经过调查，博库先生的图书馆就没有丢失过任何藏品！公民博库在控诉中列举所谓苏联指挥官的虐待、破坏玻璃窗等行为同样不符合事实，别列斯科夫上校在博库家中的住所是由镇长亲自安排的。

在控诉书中，公民博库声称别列斯科夫上校喝醉后对他的侮辱、威胁，这也是不正确的，自从上校罹患重症胃病以来他就不能喝酒。

总之，经过我们调查，博库先生的控诉中指出的所有指控都是不真实的，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对苏联军官的诽谤。博库先生过去当过全国性农民报纸『Vestul』的社长，自1944年停刊以来，此人坚持在利波瓦市领导反动集团开展他的堕落事业，考虑到上述事实，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诽谤红军的人采取措施。关于公民博库，我们认为他必须因诽谤别列斯科夫上校而受到严厉处罚。

总结

通过对美军进驻日本（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罗马尼亚（1944年）的案例整理，虽然因为档案资料的精度不同，不能直接比较数量、微观行为领域的差异，个人认为两者在犯罪行为模式上是高度相似的，比如说，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都会参与犯罪，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包庇本国军人的犯罪行为。双方都与占领国公民产生物资征用上的争议，也存在严重的抢劫、性侵，以及不以财物为目的针对平民的暴力倾向，并以财物犯罪为主要模式。

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显著，正如我在文章开头已经提过的那样：

1. 苏军占领罗马尼亚的早期案例中，根据所属部队的不同，似乎一些劫富济贫、优先打击富人庄园的案例，这点在美军事件下似乎并不显著——当然，驻日美军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照弱者的案例，比如1945年9月9日晚上9点50分，畑中敏平（33岁）在东京银座附近行走时，被两名美军士兵以身体检查的名义抢走1362元86钱。当时，畑中恳求他们说，这笔钱不是自己的，是他主人的钱，但两人还是拿着赃物走了。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一名自称克拉克（クラーク）的美国人来到筑地警察署，主动归还了这笔钱，然后乘电车往涩谷的方向去了。
2. 苏军有时候会烧掉罗马尼亚旧政权上层阶级的房子，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对罗马尼亚王国政权及执法人员的不屑，但驻日美军在这个问题上更内敛，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霸占日本上流阶级的私人物品，取得超阶级的特权享受征服的快感，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们更乐意与日本上流阶级的人物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3. 美军在日本的犯罪活动，很少出现驻日美军主动枪杀路人的现象，对于日本警察的执法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召唤美国宪兵干预，因此在遇到日警执法时能够主动停止进一步犯罪行为。但在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案例中，出现了很严重的，苏联军人枪杀警察、路人、受害者的现象，频率上远比驻日美军高，完全不把罗马尼亚警察放在眼里，不认为当地有秩序存在——根据档案记载来看，也很难说他们有没有受到苏联内部的军纪处罚。显然，这种反差或许是因为美国占领军与日本警察、旧统治机器、上层社会的对接更加顺利，在占领开始一周内就开始实现宪兵、警察共同监督治安的办法管理秩序，苏联因为与罗马尼亚王国政府存在争议，很难实现同等程度的治安对接，导致罗马尼亚警方完全没有配合苏联内务部人士打击占领犯罪的辅助能力，反而成为被苏联军人蹂躏的目标，而且根据罗马尼亚档案来看，苏联军队与罗马尼亚治安机构互不信任的现象，直到占领行动开始半年后的1945年3月以后才开始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抛开意识形态的敌我辨析，实践中的军纪问题其实很难仅仅通过纪律执行、奖惩制度两个维度，作为一种静态、孤立的元素看待，外军进驻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的延伸，是一面反映当地社会、政治面貌的镜子。因为对进驻地社会不熟悉，外军进驻时不仅要选择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也面临策略上的角色扮演问题——他们要成为当地秩序的改革者、维护者，还是旁观者乃至破坏者。若要建设与改革，又要选取一种怎样的策略，如何与当地的合作者互动共赢。根据这种策略、目标的不同，外军进驻也会面临不同的形势与挑战。

1944年的罗马尼亚、1945年的日本都是个有君主专制色彩的半立宪政体，以强力的警察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但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分裂的保守政权。美苏军事占领起步之初，因为尚未接洽好合适的盟友，导致占领过程中都面临了严重的军警对立及犯罪率飙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选择与原本就处在统治机器核心内的日本官僚、旧政党人士合作踏上日本民主化改造之路，所以能够更快地利用旧政权的统治机器快速延展自身在日本列岛的权威，而苏联则是从零开始缔造一个新共产主义政权，为此不得不面临来自旧政权更强的阻力与不信任，直到在斗争中彻底终结罗马尼亚宪兵与旧警察的使命，以新的治安机构替代。这种斗争中的摩擦与互动，或许才是真正决定了美军、苏军在两场占领中表现不同的关键因素。

此外，正如德军、罗马尼亚军队在比萨拉比亚地区（罗马尼亚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很不好）可能维持了良好的军纪，却通过煽动种族仇杀等手段事实上形成了恐怖统治，军纪问题恐怕也确实不能作为对军队唯一的评价要素，更重要的是适当的意识形态与强力、正面的政治领导。

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考量下1945年8月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往事，曾经主导了罗马尼亚命运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军队击溃关东军时，他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个旧统治秩序彻底崩坏，治安机构落后失能，平民大众缺乏组织与代表能力的废土，这种社会背景原本就很容易滋生治安事件，而当时的人如何自助，这种局面是如何改善的，个人认为是比静态的军纪更有趣的话题。同样的，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冷战时代的驻华驻日美军如何看待自身的形象与责任，平常都与什么人往来，或许对解释他们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9月4日上午，一名自称托尤达鲁敦（トユーダルトン）的盟军军官来到横滨市户塚海军卫生学校。在海军主计大尉增田文郎带路下来到学校的保险库，望着琳琅满目的钞票，他对增田大尉说，自己急需将一批美元兑换成日元，但那批纸币还要盖好公章之类的手续很麻烦，所以他想先预支一批钱走，其余的9月6日正午，横滨新格兰（New Grand）酒店，自己一定准时。增田大尉从箱子里拿给他13035日元（869美元），那个人就这样离去了。

在一段已经过去的年代里，某些旅行者依然会带着“战争”去日本。澳大利亚小说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出生于1943年，他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常玩占领区的钱，这些钱肯定是作为纪念品带回澳大利亚的。他带着儿子访问日本，在每一件文物中寻找原子弹、东京燃烧弹和美国占领时期的回音。遗憾的是，朝圣战争的游客在日新月异的首都找不到多少证据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大自然和轰炸机没有做到的事情，东京自己做到了。东西被推倒再建、摧毁、替换、重造。有人说，这座城市就像贝都因人的营地一样长久。
——『Travels in Atomic Sunshine：Australia an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Robin Gerster）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敗戦前後の社会情勢（抜粋）：昭２０．８．３１起・進駐軍ノ不法行為・外事』（粟屋憲太郎、中園裕）。

感谢2024年1月2日在互联网上免费公开了这份资料的义人，以下附上他的原话：

致各位学者同仁：

我是一名对日本现代史有浓厚兴趣的学者，来自某东亚国家。上传这份资料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已经从所有官方数字平台（国会图书馆数据库、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中心）下架了这份资料——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似乎不希望人们有机会再阅读这些材料。

“为什么要这样？”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毕竟日本通常被认为是个民主国家，他的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并有广泛的机会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没错吧？

国立公文书馆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现在不允许公众以数字文档形式查阅这份文件（除非你递交申请并得到授权），顺带一提，“阅览”的按钮只是个谎言，点开后只会得到“404 not found”的界面

好吧，不完全是这样的，以下是我的故事：

十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数据库找到了这份档案『進駐軍ノ不法行為・外事』（粟屋憲太郎、中園裕），当时它是免费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得益于国会图书馆数据库的资料，我在那一年的结尾成功完成了学期报告。那份报告完成多年后，当我成为硕士研究生，需要同样的材料开展另一个学术项目时——我很快意识到这些材料已经被日本政府从每个数字库中删除了，公众再也无法获得这些资料。

自那以后，如果你想看到它们，只有三种办法：

1. 向日本国会图书馆填写申请表，然后飞到日本去看实物资料（纸质或缩微胶卷）——不能复印，也不能借阅。
2. 『敗戦前後の社会情勢』是由粟屋宪太郎、中园裕两位学者收集整理的，所以你可以向任何相关研究所、大学递交申请，然后飞往日本阅读实体书。还是那句话，不能借阅，而且程序上可能很麻烦。
3. 在你的国家找到任何有上述书籍的学术机构，或者让他们买下这本书，借阅后扫描，然后把文件扔到互联网上。很自豪地说，我就是这么做的。

不论如何，我希望你喜欢这些资料，将它传递下去，把真相传播给更多人，帮助他们获得想要的信息。为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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