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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荆轲纪念园

一直以来，荆轲都被人们视为舍身为国、以命酬知己的典范。但是和很多知名人物一样：大众对他的集体记忆已经符号化和图腾化，他孤独而复杂的历史形象一直默默地藏身于《刺客列传》的字里行间，鲜为人知。

如果反向阅读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从荆轲的最后一刻追溯其人生轨迹，将他与其他刺客的履历对比，就会发现：他与太子丹的关系很值得玩味，但绝对称不上知己；他并不是一心求死的简单死士，而是一个被天降大任意外地砸中、但依旧全力以赴的士人。

                     

太史公以他的故事作为《刺客列传》的终章，也是深有用意的，和所有的先秦人物类似，荆轲，高渐离身上，都有着那个时代蓬勃、质朴的原始生命力，生命之于他们，就是一场为了充分展示自己尊严的盛大表演，为了自己的尊严，他们可以前仆后继的相继赴死。

一、劫持秦王：荆轲的求生欲

                     

刺秦画像砖

咸阳殿上……

后来的2000多年间，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眼睛，都紧盯着那幅逐渐展到尽头的地图。在地图完全展开的那一瞬间，毒匕首如同吐信的毒蛇般，对着豺声鸷胸的秦君闪烁着狞厉的凶光。荆轲以左手抓住秦王的端委的左袖，右手持刃直刺目标。被肥沃的土地麻痹了警惕性的秦王政下意识地反应过来，他以手推案，一跃而挣断衣袖。在急迫的追击下，宽袍大袖的秦王政踉踉跄跄，颠颠撞撞地绕着铜柱躲闪。持戟郎中们虽然看得心急火燎，但只能原地待命。

这一幕得益于荆轲和太子丹的精心策划。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樊於期作为秦将，深知秦律“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的规定。这惊心动魄的一刺，远远胜过六国的无数精兵良将给秦王造成的威胁。

但是细读司马迁的记载，就会发现荆轲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死士：如果让荆轲描述自己的行为，那么他大概会用“劫秦”而不是“刺秦”描述自己的壮举。

                     

因为在荆轲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失去了行动能力之后，他用匕首投掷秦王，还一瘸一拐地斜倚着大殿的柱子指着秦王政骂道：“我之所以没有成功刺杀，是因为我希望劫持秦王，得到与秦国的盟约、回国复命啊”。

虽然顾炎武虽然指出过：“荆轲‘生劫’一语乃解嘲之辞，其实剑术疏耳”；

但是在易水送行时，他对太子却下过这样的赌咒：“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直到被重创而被迫投掷匕首之前，荆轲似乎没有抱着和秦王政同归于尽的必死之心，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劫持秦王、进而逼迫秦王向太子丹退还被侵占的六国土地。

也就是说，荆轲并不是坚定的死士。

而荆轲所说的劫秦计划，真的是燕太子的本意吗？

二、毒匕首：太子丹的本意

                     

曹沫

当初太子给荆轲列出了刺秦王和劫持秦王两种方案。后一种方案来源于《刺客列传》里第一个勇士：曹沫。荆轲临死前说的“逼迫秦王退还土地给六国”，历史原型正是齐鲁两国会盟时，鲁国将军曹沫以劫持齐桓公的方式，逼齐桓公立约，从而让齐国将侵占之地还给鲁国。

但是荆轲故事里的一个细节，透露了太子的偏向。

将《刺客列传》中5个刺客的故事对比，就会发现，太史公只特意强调了荆轲的精良武器：徐夫人毒匕首，它只要碰到行刺目标，基本上一击致命。用它对比曹沫劫持齐桓公的普通匕首，不难发现：太子丹如果是让荆轲去劫秦王，何必大费周章、武装这样一件神兵利器呢？

在具体行刺动作上，荆轲和专诸类似，都是将匕首藏在行刺目标所贪恋之物里：专诸用美味的烤鱼，而荆轲用满足了秦王征服欲的督亢地图；二人行事的动作也十分类似：专注是“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首刺王僚，王僚立死”；而荆轲是展开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两个动作非常类似，但是专诸用的匕首，并没有经过淬毒的处理。

                     

燕太子丹和荆轲的剧照

从太子准备毒匕首的细节，就不难发现他倾向的方案是什么：刺秦——行刺者与秦王同归于尽。

对这个曾经困辱过自己的少年难友，对这个席卷天下即将终结列国格局的暴主，太子丹不甘屈辱的寄人篱下，逃回了燕国。以先秦贵族重尊严、尚复仇的刚烈性情来看，从保住自己的江山的角度考虑，太子丹的正面报复应是举兵报仇。

但是无奈秦燕国力对比悬殊，宽厚有余而决断不足的太子丹贵为一国储君，有充分的理由自保自爱。他也许想硬气，但硬不起来。

所以太子丹更倾向于刺秦而不是劫持。他需要的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死士，替自己将匕首刺向秦廷。

那么为什么太子丹选择了流露出求生欲的荆轲作行刺使者呢？

如果回到秦舞阳和荆轲初入秦廷的时刻，就会发现荆轲的上台有很大的偶然性。原计划应该是“秦舞阳刺秦”。

三、“取舞阳所持图”：太子丹的原计划

                     

秦舞阳

当初按照进贡的顺序，“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图穷匕见”的匕首，藏在秦舞阳手捧、献给秦王政的督亢之地的地图里。

从之前的经历看，荆轲似乎只是“好读书击剑”，在和盖聂的对决中败落或者落荒而逃。但作为燕人的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是当年击败东胡、后随乐毅南下的猛将秦开之孙。在前往秦国之前，燕人眼中的秦舞阳是将门虎子，比荆轲更有家国情节才被太子丹选中，和荆轲共同执行任务。

                     

秦开雕像

也就是说按照预先的安排，是荆轲手持樊於期的头颅匣，而图穷匕见的主角本该是秦舞阳。

只是由于秦舞阳心中不安，面露怯色，令秦王政生疑，于是随机应变的荆轲用言辞举重若轻地化解局面，接过图卷，靠近秦王政，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惊险情节。

这一阴差阳错并非偶然，其背后另有隐情。

往前滑动历史剧本的进度条，沿着“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的行迹一路向东，退回到秋风萧瑟、衣冠似雪的易水之滨，就不难发现，貌似知己的君臣二人早已失和。

四、等待与迁延：君臣的猜疑

                     

易水送行

易水岸……

一行人马携带着贡品和车马整装待发。太子丹以荆轲迟迟不动身为由，以先派遣秦舞阳出发的方式质疑荆轲。结合之前秦舞阳持地图卷的细节，所以太子丹应该更青睐秦舞阳作为刺杀者。

这已经不是太子丹的第一次催促了。

面对太子丹的催促和质疑，荆轲怒吼着回应太子：我既有言在先，承诺入秦，哪里用得上太子催促？而且入秦之后却不能回来复命的人，是没用的竖子。我之所以没有立即行动，是在等待着荆轲所信任的门客到来，然后一起行动。

这针尖对麦芒的问答，透出了太子丹和荆轲之间的罅隙；太子和荆轲都有自己青睐的人选。虽然在此之前，心思缜密的荆轲说服了樊於期为取信于秦王政自杀，取得了樊於期的首级，用督亢地图和樊於期的首级得到逼近秦王的机会；二人还准备了一击致命的徐夫人毒匕首，即使前期做足了准备，燕太子依旧不十分信任荆轲。

那么为什么太子丹会认为荆轲有反悔之意呢？

沿着《刺客列传》的叙事脉络，向前梳理字里行间的草蛇灰线，就能发现比起聂政之于严仲子、公子光之于专诸，荆轲对太子丹是有所保留的。

按照《刺客列传》的记载，太子丹对于荆轲确实是厚待：“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曰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虽然享受着这样的尊贵待遇，但是荆轲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在府上过了很久都没有动身的意思。

在前3个传记里，专诸和聂政在行刺前，需要需要提前安顿亲属，荆轲是漂泊于诸侯间的孤身一人，并没有太多人可以牵挂。但是直到作为燕国屏障的赵国灭亡，秦军进逼燕国南部边界，太子丹再拜催促，荆轲才开始策划十分严密的暗杀计划。

逆推到这一步，荆轲只是在以坚守信诺这一基本原则回应太子丹，在动机上远不是陶渊明歌颂的“君子死知己”。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人的不信任呢？

                     

先秦刺客

无论是鲁庄公和曹沫，还是公子光与专诸，或是聂政和侠累，乃至豫让和智伯，刺客的效忠和行刺，都是建立在主公亲自拜访刺客或者礼贤下士的基础上；刺客本人也是怀着报答知遇之恩的动机进行暗杀。在暗杀之前，刺客不仅非常熟知主公的人品、性格，不仅会主动申请行动，乃至自己谋划行刺。

抛开劫秦和刺秦计划的难度本身，逆推故事线就会发现：荆轲荆轲的太子丹的服务，是被太子和田光等人半隐瞒半裹挟的结果；他作为士人的独立精神和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被充分尊重。

五、隐瞒与胁迫：缺乏信任的根源

                     

击筑悲歌

按照司马迁的叙述，当初荆轲作为一个来到燕地漂泊的外邦人，以燕市击筑放歌、畅抒胸臆的方式，无意间引起了田光的注意；

与此同时，在太子丹受到秦王政困辱、田光和鞠武为太子丹出谋划策的时刻，秦军日益逼近燕国疆土，国难当头，荆轲被贤士田光物色，作为堪当大用的门客供养起来；

田光本人又是被他的一生好友、太子傅鞠武引荐给太子丹。

而在荆轲见到太子丹之前，太子丹只是听闻荆轲之名；由于田光的绝对保密，荆轲对于太子丹的品性和计划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荆轲和太子丹之间隔了两个举荐者。仔细区分一下这两层人际关系：鞠武和田光对太子丹的举荐人才，是出于燕国臣民对于储君和邦国的报效之情：田光有心报国却年老力衰，所以他以最决绝的方式---自刎保守秘密、举荐人才，并切断荆轲的退路。

                     

先秦家臣

这一点与太子丹所效仿的曹沫和鲁庄公的关系类似：曹沫和鲁庄公是同一诸侯国的君臣，曹沫的行刺的确有保家卫国的动机；那么游士荆轲之于燕国和太子丹呢？

司马迁指出，在他入燕前，卫国公室已经为秦所迁移，荆轲已经是一个无国无根之人。作为驻燕时间不长的游士，他很难在短期内培养出太子丹、田光那样对燕国的强烈认同。所以全过程中，荆轲之于燕人田光，终究只是是受恩者-施恩者和知己间的情谊。

问题的关键在于：田光的死不仅是为了保密，也有让受恩未报的荆轲将恩情转给太子丹的用心。将个体间的施恩-报恩关系和本国人的邦国之情强行拧在一起，这其实非常冒犯他国游士的个性自由和独立精神。

直到田光以死施压，荆轲才看清整盘布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切都已算计得天衣无缝，自己仿佛是一颗早已被安排好的棋子。

                     

荆轲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被安排也罢，太子丹从头到尾都没有充分了解并尊重荆轲的个人志向，一谋面就将自己的理想目标加于荆轲，还以自己的尊贵身份施压。

混淆报效关系、强迫个人作选择，是令荆轲感到纠结、不决绝的最大原因。比起曹沫的主动出击、专诸的主动行刺，荆轲的缓缓应允，不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和主动请缨之上。所以荆轲在听到这个计划之后，他会默然良久，因为他不确定，太子丹是不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卖命的主公。

虽然太子丹对荆轲的待遇，在几个刺客中是最奢侈的，但是相比于严仲子对聂政母亲的供奉、公子光和下人专诸的交心、鲁庄公给曹沫的充分信任、智伯给豫让的国士待遇，燕太子丹的供奉有更明显的交易意味，乃至逼迫意味。

太子丹在最后关头的催促，从荆轲终己不顾的反应看，应是让荆轲寒心的：这一瞬间让荆轲明白，太子只是一个有小仁而无大信、患得患失的买凶者。在太子眼里，荆轲与毒匕首，包括他提供的鲜衣怒马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供他达成目的的工具，他没有充分尊重荆轲的志向和意愿，所以根本谈不上信任。

此外，从田光和樊於期的结局看，如果荆轲当初拒绝太子，为了防止泄密，以太子丹仁厚外表下的冷酷自私，荆轲也难逃一死。这层关系荆轲也应是看得到的。

理解了这些原因，回过头看荆轲的表现，比起聂政和豫让在献身时的自残，整个行动中，荆轲显得自惜而冷静，他的谋划和进贡的过程冷静有余而热情、决绝不足。荆轲对太子是有所保留的。

如果没有秦军的大军压境，没有太子丹的复仇计划，荆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快退到荆轲的传记开头，太史公已经给出了暗示。

六、游士：列国格局的产物

                     

蓟城外……

跨一匹骏马，悬一柄利剑，腰间的玉佩丁东丁东地轻响着。行囊空空如也，游说王公获得的钱帛早已所剩无几，饥肠辘辘的坐骑也想着早归马槽。

这个面庞瘦削但面如刀削的游士，依旧习惯性地前往当地的市集。在那里，他可以寻觅当地的豪杰游侠，乃至获得王公家臣和列国谍人的青睐，最终被举荐给孟尝君那般礼贤下士的公卿。一想到这里，说不清自己是齐人还是卫人庆卿加快了步子，牵马向着城中的闹市走去......

司马迁在故事开门见山地介绍了荆轲：他是个祖籍齐国、生于卫国、游于四方、落脚燕国的游士，是多国格局孕育出的人才，身上沾染着诸国的色彩。

按《刺客列传》前后绾结的结构，荆轲的故事与开篇的曹沫形成呼应。如果说作为鲁将的曹沫象征着春秋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大夫或者君子，那么荆轲代表的游士，就是战国士人的代表：良禽择木而栖，寻找能够任用自己的君主，哪怕欺诈故国或攻打祖先之国也毫不痛心。卫鞅如此，张仪如此，公孙衍如此。他们对于效忠国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君主对个人才能的赏识之上。

如果说曹沫的行为是为了保卫邦国家园、夺回战场上的失地，那么荆轲作为一个漫游天下、与列国贤豪长者相结的游士，对于客居国的燕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故国之情。

那么是什么在驱使着荆轲入秦，即使在献身的态度上有所保留、即使在赴死的时刻并不坚定呢？

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好读书而寡言的荆轲也没有留下线索。他的大志已经深埋于人物的心中，沉淀于历史的长河，无法被证真，亦无法证伪。

窃以为荆轲入秦行刺的动力，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士人重然诺、重报恩的风气之外，还有对抗命运的摆布，为士人的生存方式而战的意味。

他的一去不还、不中途退缩，不仅是为了履行诺言，更是为了自己作为堂堂正正的士人的尊严、为了不受命运的摆布而战。士可杀，不可辱。这份坚毅，与孔子、子路、介子推等先贤是一脉相承的。太子丹没有尊重的独立人格，需要荆轲自己去证明。

除此之外，正如传记里第一句所暗示：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东周时代是列国纷争的时代，是文化上多元并存的时代，到了荆轲的时候，这个时代即将落幕。

七、多元格局：《刺客列传》的时代语境

                     

焚书坑儒

东周时代持续500多年的列国格局，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所有人。

卫人将荆轲称为庆卿，而燕人谓之荆卿，各地方言和文化之丰富可见一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句式不对称、长短错落有致的歌谣形式，属于在战国时代就已非常流行的楚歌形式。长短不一的句式，比起中正平和、温柔内敛的诗经四言诗，更有利于慷慨的燕赵之士的壮怀激烈。这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缩影。

多元的政治格局，为士人张扬的个性和多彩的学术主张提供了庇护；而列国争霸的局面则刺激了君主对于人才的追求。荆轲的来去自由和仗剑漂泊与此不无关系。

                     

战国地图

这都是列国格局下求同存异、文化交融的缩影。正式有这样列国格局的存在，才有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与秦统一后的以吏为师、收缴图籍、不尊重各地文化风俗的原子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而当秦军大兵压境，诸侯所剩无几的时候，是列国格局即将结束的时刻。太子丹的计划，算是列国格局对一统趋势的最后抗争。最后的结果诚如苏轼所言：“祸始速焉。”

此外，燕国方面打着归顺秦国、奉献督亢之地、交还樊於期首级的名义行刺，从外交礼仪来看燕国有使诈之嫌，理亏在先；就算一切按照荆轲的计划进行，秦王在荆轲的威逼之下签订了退还六国土地的协议，但是秦王政完全可以以燕国欺诈而毁约。

                     

秦基本上没有信用

更何况，秦王政比齐桓公违约的可能性大太多：“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此外，履约是以双方实力大致对等为前提的，春秋初年的齐国和鲁国就是如此；但以当时秦国灭亡三晋、直逼齐楚的态势来看，秦燕实力完全是对比悬殊，而剩下的齐国，在齐王建的领导下完全对秦国采取的是消极放任的政策，坐视秦国兼并其他列国，南方的楚国虽然坚持抗秦，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六王毕，四海一”的结局，还是会在延迟一段时间后到来

秦帝国建立后，张良也有联合沧海君行刺秦皇的壮举。但太史公将刺客英雄们的故事停在荆轲、高渐离的时代。以此观之，太史公也许正是为了歌颂独属于先秦时代的某些精神，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多元格局下士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自尊。

八、与命运的抗争：《刺客列传》的重要主题

                     

百家争鸣

如果没有刺秦的使命，荆轲也许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士人，荆轲有他的自尊、他的胆怯和敏感。但是在天降大任的关键时刻，他依旧战胜了犹豫，奋力一搏让秦王目眩良久。 类似于韩信的“胯下之辱”，荆轲没有计较市井巷尾的一时输赢，却在关键的时刻，为后人留下了不畏强权，为尊严而战的伟岸背影。

如果没有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史记》也会是另一个样子。史家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会给历史叙事打上一层层滤镜。

                     

司马迁

为了成全《史记》，深感屈辱而隐忍的司马迁以巨大的勇气对抗秦汉士人的死节和尊严观念。这一渗透着心酸和坚韧的抗争，彰显着生命自由选择、对抗命运的不屈意识。青灯黄卷下，对着竹简奋笔疾书的太史公的背影，恍惚间与荆轲、侠累、聂政、豫让等人有几分相似，他手里的刀笔，和荆轲的匕首一样犀利。

秦统一后，秦王政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药，逃避终极的裁决——死亡，而荆轲是为数不多的、给这个霸主带去了死亡体验的人。

西汉的巅峰过去后，“茂陵刘郎秋风客”，唯有《史记》中的风骨和血性荡气回肠，为后世国人所传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