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小试牛刀:大唐贞观年间是如何扫平西域的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结束了唐王朝的内部纷争,登上了皇帝宝座。攘外必先安内,在去除了兄弟的障碍后,开始在内政外交上大展手脚:内政上,贞观之治堪称中国未有之盛世;外交上,李世民也显示了超人的才能,特别是在西域战略上,李世民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瓦解了强大的东西突厥,重新将绿洲诸国纳入中央帝国的统治之下,李世民也因此被各民族尊称为天可汗,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唐太宗李世民
出师大捷,闪灭东突厥
唐朝初年,焉耆虽与西突厥关系密切,但与中原亦有交往。《旧唐书》记载:“焉耆国,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即汉时故地。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描述:“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西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穈、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可见唐人对于焉耆风俗人情已经有了一定了解。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承皇位,改元贞观。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之一的帝王继位之初便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仅仅三年之后,准备充分的唐军大举北伐,一举灭亡了东突厥。消灭东突厥后,大唐的威名远播西域,诸国望风而降,纷纷纳质入贡于唐。贞观四年,伊吾举所属七城内附,唐以其地为西伊州(贞观九年改为伊州)。同年高昌王麴文泰,龟兹王苏伐叠遣使朝贡,西域十余国皆因高昌而相继入贡。贞观六年于阗遣使入贡,同年,焉耆王龙突骑支遣使朝贡,并请求大唐重开大碛道口,以便往来贸易,便利商旅行人,太宗许之。这也是因为焉耆地处西域天山南麓的交通要冲,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将成为唐朝进一步联系西域诸国的重要中转站,考虑到焉耆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唐朝答应了焉耆的请求。
东突厥军队
争夺大碛道,臣服吐谷浑
大碛道是指由敦煌西北行,穿过白龙堆(今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经罗布泊北岸,再沿孔雀河而上,西抵焉耆及其以远的一条道路。也被称为“楼兰道”。历史上从中原经过焉耆进入天山南路诸国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经过高昌进入焉耆,该道路较为平坦,沿途国家较多,历来为中原与天山南路诸国往来最重要的通道。另外一条便是大碛道,大碛道虽不如前者有名,但是路程却比其他的要短上许多,因此,大碛道受到往来西域的很多商人的青睐,是一条举足轻重的商道。《资治通鉴》中记载:“初,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可见,在大碛道畅通的时候,焉耆与中原的沟通主要经由大碛道,隋末唐初,由于中原战乱,中央政府的权威衰落,大碛道事实上已被崛起的吐谷浑控制,形同废弃,因此要打通大碛道,跟焉耆乃至西域建立更密切的往来,大唐势必需要先击败吐谷浑汗国。
雄伟天山路
吐谷浑位于今天青海地区,是鲜卑慕容部后裔所建立的游牧政权,势力西达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控制着南北朝时期经过赤岭(在今青海湖之南)、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布哈河南)、鄯善、且末的广大地区。大业年间为隋所败,隋末大乱,吐谷浑重新崛起,尽复旧疆,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以名将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五路军马,西征吐谷浑。唐军一路穿行戈壁沙漠,雪山草原,经过两千里无人区,克服重重天险,对吐谷浑军穷追不舍,终于在次年5月彻底击破其余国,可汗伏允自杀,其子慕容顺率举国降于唐朝,吐谷浑从此成为唐朝属国。唐朝平定吐谷浑后,重新打通了大碛道,便利了焉耆与唐朝之间的商业往来。贞观八年“(西突厥)咄陆、咥利失复攻之,(焉耆)遣使言状,并贡名马。”贞观九年、十年,焉耆王龙突骑支又两次向唐朝遣使入贡。“二月,焉耆遣使朝贡方物。”可见此时的焉耆在政治上,已经明显倾向于倒向唐朝一边了。
唐军进击吐谷浑路线
就在唐朝焉耆关系不断密切之时,西突厥陷入了内讧之中。贞观四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遇刺身亡,两厢部落各立可汗,(西突厥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因此西突厥又有“两厢”、“十姓”这一代称。)致使内战不休,“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作为西域霸主的西突厥汗国开始慢慢衰弱。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原本避乱于焉耆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泥孰被立为咄陆可汗,并向唐朝称臣,受到了太宗册封。“(太宗)赐以名号及鼓纛,册授为吞阿娄拔利咇咄陆可汗。”贞观八年,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受到东突厥残余势力突袭,政权发生更迭。十二月,阿史那泥孰之弟同俄设即位,称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咥利失可汗在位期间,西突厥对唐朝继续保持臣服,也同焉耆保持了一定友好关系,因为咄陆可汗、咥利失可汗曾先后避乱于焉耆。而此时唐朝在与西突厥角逐西域的过程中处于正上升时期,其对焉耆的影响力也显得日渐加深。
高昌国的反叛和唐的征服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西突厥国内再度发生动乱,亲唐的咥利失可汗被主战派贵族赶下汗位后,避乱于焉耆。贵族阿史那欲谷设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可汗继位后采取更强硬的对外政策,企图重新夺回西域的控制权,为此其积极策动处月、处密等部落和高昌国袭击亲唐的焉耆,凭借“代理人”战争逐步削弱唐朝势力。前文提到唐朝重新开通大碛道,导致了经过高昌的商旅和朝贡者骤减,而高昌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对沿途商人征税保持国库收入的,唐朝开辟大碛道后,高昌原有的商业税收入大减,不由怀恨在心,早就琢磨着夺回利益,但高昌并不敢直接向强大的唐朝犯案,而是把气撒在了焉耆身上,在西突厥的支持下,出兵劫掠焉耆,“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截焉耆,大掠而去。”在对焉耆的抢劫“颇有成效”之后,西突厥和高昌将眼光盯上了其他唐朝的附属国:贞观十二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联合高昌王麴文泰入寇臣服于唐的伊吾,同年高昌又联合处月、处密部落攻陷焉耆五城,掠走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大唐岂能容得小国猖獗?为此,唐太宗龙颜大怒,决意出兵讨伐高昌,并借此震慑高昌背后心怀不轨的西突厥。
高昌古城
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唐书》记载:“直京师西四千里而赢,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廷也,胜兵万人。”该国是西域数一数二的大国,举国信仰小乘佛教,拥有万人规模的军队,是西域丝绸之路交通的枢纽。武德与贞观初年,高昌王皆遣使入贡。后自恃地远和西突厥支持,及大碛道重开之故,对唐不再恭谨,“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对入贡大唐的西域使者,“悉拘梗之”。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将步骑数万及突厥、契苾之众征讨高昌,并遣使约焉耆相联合,焉耆王大喜而听命,请为声援。得知唐军来伐,高昌王麴文泰起初不以为意,后听闻唐军已经抵达碛口时,竟吓得发病而亡,其子麴智盛即位。唐军兵临田地城(吐鲁番东北)下后,侯君集下书招降,高昌仍固城自守,唐军遂于清晨发动进攻,午时便攻下此城,俘男女7000余人,随后直趋高昌都城,麴智盛仍坚守不出。唐军遂填堑攻城,高昌于贞观十四年八月初八开城投降。唐军一共得到了3郡、5县、22城,得户8046,人口3.77万,马4300匹,占地东西800里,南北500里,在其地置西州。一开始,麴文泰与西突厥约为军事同盟,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为高昌声援,及唐军至,可汗惧而西逃,叶护以城降,唐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二十一日,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守,而后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天山东部地区全部纳入唐朝版图。此战结束后,焉耆王龙突骑支专程至唐军大营拜会了侯君集,讨论了焉耆先前被高昌所夺城池及其所掳百姓的归属问题,唐朝将高昌所掠夺的一切都还给了焉耆。同时焉耆请求唐朝驻兵于其国,以抵御其他邦国的侵略,贞观十四年“焉耆遣使谢恩,并贡方物。”似乎双方的友好关系更加深了一步,然而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新的暗潮正不安地涌动着。
再起波澜
尽管唐朝获取了暂时的胜利,但强大的西突厥仍在。只要突厥一日不亡,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就一日不会太平。果不其然,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击败了唐朝拥护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咥利失可汗弟之子),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原先臣服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的焉耆等国因为国小势弱,也先后臣属了乙毗咄陆可汗。同年,乙毗咄陆可汗扣押唐朝使者,侵扰西域诸国,又派兵进犯伊州,唐安西都护郭孝恪率二千轻骑出乌骨(哈密西北)击破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诸部围攻天山(在焉耆北)。郭孝恪击退西突厥,乘胜进占处月俟斤(部落首领)所居之城(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北),并一直追至遏索山(在今乌鲁木齐西南),收降处密兵众而归。后来乙毗咄陆又攻破米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南),夺取了大量人口与财富,但却没有按照惯例分给部下,引起部众的怨恨。西突厥五弩失毕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派代表至长安,请唐朝废黜乙毗咄陆,另立西突厥可汗。唐太宗册封前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看到自己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是逃往吐火罗。
西突厥一度十分强大
虽然唐朝最终击败了与其争夺西域霸权的乙毗咄陆可汗,扶持了乙毗射匮。但是新汗继位后仍然选择与唐朝分庭抗礼,并通过和亲拉拢、武力渗透等手段来实现对亲唐的西域诸国或部族的控制,逐步恢复西突厥的领导地位。其中对于焉耆和龟兹的争夺,更是重中之重。面对西突厥与唐朝两大强权在西域的角逐,实力弱小的焉耆,在乙毗射匮可汗的威逼利诱之下,不得不依据自身利益和安全形势调整外交方向,重新倒向了西突厥。同时,焉耆态度的转变也与唐朝在高昌实施的一系列举措密切相关,高昌灭国,其地被唐朝夷平为郡县。为避免同样的噩运,延续龙姓王朝在焉耆的统治,谋求国家的独立与长存,焉耆不得不再与西突厥结盟,选择了亲近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中断了与唐朝的邦交关系。为拉拢焉耆,乙毗射匮可汗让其国相阿史那屈利啜为其弟迎娶了焉耆王龙突骑支之女莫言花,通过政治联姻,强化了对焉耆的政治控制,西突厥与焉耆约为了唇齿之国,焉耆也断绝了对唐朝贡,成为对抗唐朝的前沿阵地。对大唐而言,位于西域往来交通线咽喉之地的焉耆是唐朝在征服高昌之后,继续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路,焉耆的反复无常更激起了唐太宗的怒火,因此天可汗已决心对焉耆用兵。
唐军中的突厥人
虽然焉耆国小兵弱,并无与大唐正面交锋的实力,但其背后有西突厥和龟兹等强国撑腰,此战成败关系到大唐经营西域的整体战略,以及西域诸国的人心向背。唐军远离本土,孤悬在外,一旦战事迁延日久或有所不利,必然危机到西州和安西都护府的安全,西突厥等也将卷土重来,因此这也是绝不容有失的一仗,所以领兵的将领可谓至关重要。“将者,三军司命也,全军安危系于一人”。而此时的大唐正值贞观盛世,名将荟萃如星河般灿烂,安西都护郭孝恪自告奋勇,上书请求讨伐焉耆,这位大唐经营西域的名将即将在焉耆书写下辉煌的功业。
神兵天降灭焉耆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将步骑三千,讨伐焉耆,关于此战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十八年九月“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可见此战开始于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抵达焉耆,数日之内即告击破,九月辛卯日捷报已抵达长安,诚可谓兵贵神速。
如今的焉耆站
八月十一日,唐军离开西州,出银山道往击焉耆。银山道是天山南路中由高昌至焉耆之间的一段古道,长约七百里。《西州图经》中提到“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系,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大军出发前,恰有焉耆王弟颉鼻叶护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遂以颉鼻弟栗婆准为远征军向导。七百里行军,沿途天险重重:“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此即行军之路,这条道路的地势从“天山西南入谷”开始变得险要起来。据《西域图志》记载,该山谷“两崖壁立,人行其间,如一线天,为古车师(亦即唐朝的西州)西境关隘”,而焉耆都城地势也极为险要“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正是凭借着险峻的天险和易守难攻的地形,焉耆守军防备松懈,并不以唐军来犯为意(焉耆的心态与高昌王麴文泰何其相似)。3000唐军一路穿越天险绝壁,克服西域恶劣的气候条件,倍道兼行,在八月二十日的晚上抵达焉耆都城,郭孝恪即命将士趁夜渡水,待天明时,突然出击,登上城墙,鼓角齐鸣,焉耆城内大为慌乱,唐军趁机出击,击败焉耆守军,并一举俘获了焉耆王龙突骑支。
威风凛凛的唐军
关于此战斩获敌军数量,诸书记载不尽一致:《资治通鉴》记载:获首虏七千级;《册府元龟》记载:斩首虏七千级;新旧唐书均记载为斩获千余级。结合焉耆“户四千,胜兵二千”的记载,斩七千级的战果似乎有些太大,斩千余级的战果相对可信。郭孝恪击破焉耆后,并未留唐军镇守,而是“以栗婆准导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并将焉耆王龙突骑支及其妻子带回了大唐,当时唐太宗正巡幸洛阳,于是郭孝恪将龙突骑支一行送至洛阳,唐太宗尽显上国风采,宽大为怀,赦免了突骑支。
以少胜多驱逐突厥
对于唐军的本次讨伐,焉耆背后的龟兹与西突厥均迅速做出了反应,龟兹不敢直接与大唐正面交锋,只是断绝了对唐的朝贡。 而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与焉耆关系密切,乙毗射匮可汗也不想轻易失去焉耆,于是西突厥派出了近万名援军,兵临焉耆都城之下,此时距郭孝恪离开已有三日,焉耆无力抵抗西突厥,其留摄国事的执栗婆准被屈利啜俘虏囚禁。屈利啜囚禁栗婆准后,获知唐军兵少,立刻率五千劲骑继续追击,在银山追及唐军,郭孝恪回军与西突厥交战,大破之,追奔数十里而还。至此,贞观十八年的唐军讨伐焉耆之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唐军明光铠
回顾此战,人数较少的唐军在反击中把西突厥打得一败涂地,而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面积约有300万平方公里,管辖范围非常辽阔,但大唐在安西的驻军却不多,《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安西都护府,镇兵二万四千人”。可见仅仅两万余唐军就牢牢控制了辽阔的西域。这是因为唐朝西域驻军都是精锐中的精锐,个个身经百战,还装备了造价昂贵的明光铠和陌刀。明光铠被认为是冷兵器时代防护性能最好的铠甲,寻常刀剑根本无法对身着明光铠的士兵造成任何损伤。而唐军骑兵使用的是冷兵器时代攻击力最为凶悍的兵器马槊,长度在一丈八尺以上,全长超过四米,作为骑兵冲锋时的冲击型武器,锋锐所至,人马俱透。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骑兵的克星的陌刀,据唐代兵书《太白阴经》记载:“陌刀,威力巨大,锋刃所加,流血漂杵”。 可见精良的装备强悍的战斗力造就了唐军强悍的战斗力。毫不夸张的说,唐军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若于灭波斯、横扫北非的阿拉伯军队。
唐军所向披靡的陌刀
总结:西域悉数归大唐
唐灭龟兹之后,在焉耆设置了焉耆都督府,作为羁縻府州。焉耆国王同时作为唐朝的焉耆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同时安西都护府由高昌迁到龟兹,“以郭孝恪为都护,统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地,并修筑城堡,建置军镇,谓之‘四镇’。”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安西四镇。焉耆镇,全称焉耆镇守军,是唐朝经过三次行军而占据焉耆后设置的管理焉耆的重要军事单位,是安西四镇守军之一,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其故址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南、博斯腾湖西岸的博格达泌古城。焉耆镇守备长官称焉耆镇守使或焉耆镇守军大使,常驻兵力达3000人左右,主要来源于内地汉人,平时屯田,战时荷戈,自备粮秣。作为戍守西域边防的重要军事力量,焉耆镇对拱卫安西大都护府和维护焉耆国地区周边的稳定统治以及保证丝绸之路中线的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焉耆虽然多次受到西域各国的冲击,置废不断,但一直作为唐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贞观、开元后,边地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并始终臣服于唐朝并保持着朝贡等义务。
完全体唐朝西域统治版图
在焉耆设镇体现了唐对焉耆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也是唐对焉耆的重视。军镇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组织,由羁縻府州到四镇的设立,是唐朝在西域地区实行的一种“胡汉结合、军政并行”的政治体系,以四镇拱卫安西都护府,从而实现对西域的稳固统治,安西四镇对于唐经营丝绸之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贞观以后,安西四镇时置时罢,常有变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根据当时实际形势,罢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西州。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将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灭亡了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次年,安西都护府又迁回龟兹城,并升格为大都护府,四镇也随之恢复。至此,西突厥两厢、十姓部落己全部归附唐朝,唐朝最终实现了对西突厥的征服,包括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真正成为唐朝实际控制的领土。“彼时,唐朝因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唐朝的疆域已经越过葱岭、碎叶川,远达中亚。
至此,唐太宗李世民达成了唐朝在西域的完全统治,大唐和唐军的威名,一直远播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伟哉大唐!盛哉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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